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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的是个瘦老头,褐衣洗得发白,拄一根竹杖。暮色里他打量了半天,才试探着问:“可是……赵家的小子回来了?”
“我不认得你,我认得你爹。”老头咧嘴一笑,“我是城东刘家的,叫刘老蔫——你爹当年在县里当差,跟我一个屋。”
这一句,赵珩记起来了。父亲在世时提过,那会儿家里紧巴,刘老蔫常把自己的口粮分他一半。后来父亲死了,他离家几十年,竟再没听过这名字。
坐下喝了半碗粗茶,刘老蔫才说来意:赵珩父亲的坟还在城西坡上,无人打理,坟头塌了半边,草长得比人高。他每年清明添两把土,可一个孤老头子,也添不了几年。
“我寻思着,你回来了,这事总得你管。”他放下茶碗,“再不修,怕过两年就找不着了。”
赵珩半天没出声。他这半辈子打过仗,封过侯,督过四州军事,可父亲的坟塌了半边,他竟一点也不知道。
第二天一早,跟着刘老蔫出城,往西走了小半个时辰,到一片荒坡。他在一处塌了半边的土包前蹲下,拨开草丛,摸到半截埋进土里的石台,上边的字被雨水泡得模糊,勉强还能看出个“赵”字。
他在那儿蹲了很久,久到刘老蔫都不敢出声。“我爹死那年,家里连口薄棺都置办不起。”他忽然开口,声音很低,“是您凑了三斗米,才换了副棺材板。”
“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提它做什么。”刘老蔫摆手。
“我记着。”赵珩道。
他又想起另一座坟——严格说不是坟,是个衣冠冢。葬的是他少年时的恩师,也姓刘。这位先生教他识字,教他读《春秋》,教他一句话:“读书不为做官,为的是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那年赵珩要走,先生送他到城外,塞给他一卷抄得发黄的《左传》。这卷书跟了他半辈子,翻破了边。后来听说先生死了,他连奔丧都没赶上。
“先生那座坟,还在么?”
刘老蔫摇头:“哪还有坟。他那儿子早年逃荒走了,坟没人管,后来平坡开荒,就没了。”
赵珩沉默许久,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土:“两座坟,都修。我爹的,先生的,一并修。”
他没摆排场,只请了几个石匠、力工,一锹一锹把坟垒起来。石料自己掏钱买,碑自己写字。父亲碑上只刻姓名生卒,一行小字:“子珩立”。
先生那座,他立的是衣冠冢。碑上不写官衔,只有八个字——“襄邑刘先生之墓”,底下一行小字:“门人赵珩,谨立”。
有人不解,说赵大司马这么大的名头,给先生立碑怎的连个官职都不写。
赵珩道:“他若在乎这些,当年就不会把半俸拿去给穷孩子买纸笔了。”
坟修好那天正赶上清明前后。他在坟前摆了两碗酒,一碗给爹,一碗给先生。
“先生,”他对着碑低声道,“您那句话我记了几十年。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我大致……没走偏。”
风从坡上过,草叶响了一阵,像是有人在应答。
坟修完了,赵珩心里那桩事反倒更重。先生那句“读书不为做官”,他想了大半辈子。如今退下来,若不接着先生那点心思做下去,这座坟修得再齐整,也只是个空壳子。
于是他去了县学。
襄邑县学早败落了。院墙塌了一角,讲堂漏天,学舍里就剩十来个孩子,多是交不起束修的寒门子弟,由一个姓王的老秀才带着念书。那秀才耳朵背,讲《论语》时声音大得整条街都听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