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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里没钱,是因为厂里没钱。”陈卫东说,“厂里有钱,税交得多,县里才有钱。”
这话说完,会议室里静了三秒。县长把茶杯端起来,喝了一口,放下:“陈卫东,你这个人,说话不给人留后路。”
“留后路的话,我留着回家说。”
散会后,郑书记在楼道里等着他。郑书记五十来岁,头发梳得整齐,手里夹着烟,烟快烧到手了,他还夹着。
“陈厂长,你那个十条,我看了。”
“郑书记,您看完了,有啥意见?”
“意见有。”郑书记把烟头按进墙上的烟灰盒,“你这十条,等于把县里的权拿到厂里去了。”
“权没拿走,是往下放。”
“以前买一台床子,报到县里批,批了才买。现在你自销自买,谁管你?”
“账管我。”
“账是纸,纸是死的。”
“查账的人是活的。”陈卫东说,“您要管我,不用管我买啥,管我交多少。交够了剩下我自己担,交不够您撤我。”
“撤了你,厂子垮了谁担?”
“凭这三年,一年一个台阶。”他把挎包带子往上提了提,“第一年账上八千块,今年四十二万。这个台阶,是踩着钱上来的,不是踩着话上来的。”
郑书记看着他,看了很久,把空烟盒捏了一下,捏成一个团:“你这个人,胆子大。”
“胆子不大,就守着一个厂,守成二轻厂那样。”
郑书记的脸变了一下。二轻厂那三百人,是他分管的口子,去年差点散了摊子。
“行,十条给你,半年。”郑书记把烟盒团扔进垃圾桶,“半年交不够数,你把权退回来,当着全县的面退。”
“退的时候,我也当着全县的面说清楚,为啥没交够。”
郑书记走了,走到楼梯口,回头说了一句:“陈卫东,你这个人,让人不放心,可也让人放不下。”
五月,料还是没批。陈卫东不跑农机公司了,改跑省城,跑了三趟,第三趟把地区出口公司的科长堵在楼梯上。
“出口的单子,能不能给我一张?”
“你有出口产品?”
“剥谷机,一百六十台在外头转着。”
“出口要有渠道。”
“渠道我找。”
科长笑了:“正在找,就是还没找着。”
“没找着,先给我一张小单子,我自己找船。”陈卫东说。
科长看了他几秒:“你这个厂我听说过,'天仁那个不要命的'。”
“不要命,才敢要单子。”
“行。三千台配件,出口东南亚,一个月交货,交不了赔货值三成。”
陈卫东站在楼梯上,手指头在挎包带上掐了一下:“这单子,我接。”
回县,他把单子拍在桌上:“三千台配件,一个月。”
孙工看了半天:“一天干八个钟头干不出来。”
“那就干十二个。”
“人受得了?”
“这单子接下来,料就有了。”陈卫东把单子翻过来,指着上头一行字,“出口单子,省里有指标,直接调。”
孙工的眼睛在上头停了三秒,忽然笑了:“你这是拿洋人的单子撬胡经理的笔。”
“撬笔不用刀。”他把单子收起来,“给他一个不批不行的理由,他自己就批。”
第二天,他带着出口单子的复印件去了地区农机公司。胡经理看见复印件,脸白了半度。
“这个,省里的?你啥时候弄的?”
“昨天。”
胡经理把复印件看了三遍,看到“赔款”两个字,手在纸上按:“这个料,我今天批。”
“今天就批?”
他把笔拿起来,笔尖顿了顿,“对,你这个法子太狠了。”
“不狠,料就压在玻璃板底下。”
“你早拿出来,我不就批了?”
“早拿出来,就没有这个法子了。”陈卫东把料单收好,“你这个笔,往后还是按日子批。按日子批,谁也不用撬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