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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来时一身浅灰西装系个蓝领带,皮鞋擦得亮。进车间没走几步,鞋面上落了一层铁末。
“陈先生,这个厂比我想的大。”他手插在裤兜里,慢慢走了一圈,“虽然机器旧了点儿。”
“机器旧能换,但是工人换不来。”
林先生笑了:“我看得起的是你这个人,不是这些机器。”
“那你看得起的地方,正好是我最贵的。”
他在一台车床前停下,手指头在导轨上摸了一下:“导轨老远看着就发亮,保养得不错。”
“罗师傅管的,八级钳工。”
“八级在大陆是最高一级?”
“最高一级。”
“那这个人我得见见。”
罗师傅正在磨刀,六十一岁,手上全是老茧,磨完拿手背贴一下刀刃,就知道锋利不锋利。
“这位,罗师傅。”
林先生伸手,罗师傅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才握。
“厂里的机器都是你保养的?”
“保养一部分,剩下的徒弟保养。”
“徒弟手艺怎么样?”
“一半像我,一半不像。像我的能拿六级,不像的还在磨。”
林先生笑了:“罗师傅说话很实在。”
中午在县招待所吃饭。林先生带了两个人,一个是律师,姓吴,戴金丝眼镜;一个是翻译,姓黄,二十来岁,头发梳得很整齐。
中午在县招待所,四菜一汤,一条鱼。林先生吃了两筷子鱼就放下。
“陈先生,我这次来谈三件事。第一,股份,我要五十一。”
“五十一叫控股。”
“控股我才放心投钱。三百万港币,设备、技术、订单。”
“三百万港币折人民币一百一十万。”陈卫东把筷子放下,“我这厂固定资产净值八十二万。你投一百一十万要五十一,等于我白送你一半。”
“我带来的是订单。”
“订单我也有。上个月三千台配件,出口东南亚,船已经走了。”
林先生的手指头在桌上敲了一下:“你这个人不好谈。”
“不好谈,就先谈第二件。”
“牌子。合资以后用我的,我的牌子在香港有市场。”
“牌子不能换。”陈卫东把茶缸往前推了推,“天明牌我跑了四趟工商局,排头一个,三份表七份合同三份证言,是一条一条跑出来的,不是钱买来的。”
“可以共用。”林先生退了一步。
“共用可以。”陈卫东说,“你的牌子在前,我的牌子在后,我的机器上,得有天明两个字。”
“这个,可以谈。”
“第三件,图纸。”
“图纸我要全套。”林先生说,“合资企业,技术要统一。”
“全套不给。”
“给一半?”
“给配件图。”陈卫东说,“整机图、刀具图、装配工艺,不给。”
“不给,我怎么生产?”
“你不需要生产。”他说,“你要的是卖。卖,有配件图就够了。”
林先生把餐巾拿起来,擦了擦手,擦得很慢:“陈先生,你这个人,把什么都算清楚了。”
“算清楚了,才敢跟你谈。”
“你这样谈,谈不成。”
“谈不成,我这厂还在。”陈卫东把茶缸端起来,喝了一口,“谈成了,我这厂也还在。差别是,谈成了,多一条船;谈不成,少一条船。”
饭吃到一半,陈卫东去洗手间,回来掏名片,掏得急,一张滑出去落在桌上,正面朝上。
林先生的眼睛扫了一下,停了半秒。名片是澳门何先生的,烫金。
“这位何先生,你认识?”
“上个月来过,谈了三天,没谈成。他要四十九,我要五十一,谈不拢,他走了。”
“何先生出多少?”
“没说数,说回去算算。”
桌上静了一下。吴律师把眼镜往上推了推,黄翻译低头喝汤,汤匙碰在碗上响了一声。
“四十九,我给你。”林先生把身子往前倾。
“四十九,我要加两条。第一,品牌共用,我的名字在前。第二,技术指导费,一年一万五。”
“一万五?”吴律师把眼镜摘下来,“这个费用不合理。”
“不合理你可以不给。”陈卫东说,“技术是我的。我派两个人一年来四趟,教装配、调试、修配,学会了你们自己干。”
林先生看着桌上的鱼,看了几秒,笑了:“陈先生,你这个一万五,是买菜送葱。”
“送葱,也得有葱可送。”
“行,四十九就四十九。”林先生伸出手,“四十九,品牌共用,一万五。合同我带来的律师写。”
“合同我也有一个条件。”
“你说,我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