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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料单送到地区农机公司,胡经理拿红笔在“钢材”那一栏画了个圈,把单子压到玻璃板底下,一压十八天。
“胡经理,我那张单子批了没?”陈卫东摇电话,摇了四回。
“在走流程。”胡经理的声音带点电流的响,“一层一层,急不得。上回有个县的料,走了四十六天。”
“我这要是四十六天,厂子就停了。”
“那也不能怪我。”胡经理笑了一声,“我这儿就一支笔,八个县得一个一个来。”
电话挂了。陈卫东站起来拿外套。
“去哪儿?”孙工问。
他把扣子扣上,“当面看看他那支笔,是金的还是银的。”
到了农机公司,胡经理正在喝茶,桌上摊着报纸,茶缸边上还放一碟花生。
“陈厂长来了?坐。”
“不坐。”陈卫东把料单放在桌上,“这张单子,啥时候批?”
“钢材得看省里指标。快了下个月,慢了年底。”
“下个月我这厂就停产了。”
“停产也不能全怪我。”胡经理喝了一口茶,“八个县八张单子,我批给谁,不批给谁,都有人骂。”
“那是因为你压着。”
“我这是为了公平。一批就批给你,别的县说我不公正。”
陈卫东不理会,把单子翻过来指着角上的日期,“我这张四月三号,你压了十八天。”
胡经理的眼睛在日期上瞟了一眼,手指头把单子往回抽了半寸:“这个,我得查查。”
“那你现在就查,我在这儿等着。”陈卫东把手按在单子上,不让他抽走。
胡经理抽了两下没抽动,脸松了下来:“陈厂长,你这是……”
陈卫东把手拿开,坐到椅子上,“胡经理,你查,我不催。”
胡经理翻登记簿,翻了二十分钟,翻到四月。
“四月的单子七张,你这张排第五。前四张批了两张,四月一号、二号报的。”
“一号二号的批了,三号的没批。”陈卫东把身子往前倾,“胡经理,你这支笔,是看人下笔的。”
办公室里静了一下。胡经理合上登记簿,拿手在上面按了按:“这话说重了。”
“说重了,你就当我没说。”陈卫东站起来,把料单收进兜里,“料我不在你这儿要了。”
“不在我这儿要,你去哪儿要?”
“去有料的地方要。”
“没啥意思。”陈卫东走到门口,回头说,“胡经理,你这个经理,管八个县的料,管得挺公平。公平得八个县都停产,那就叫公平?”
出了农机公司,他没回县,去了地区机械局。局长姓聂,五十来岁,见他进来,把烟掐了。
“陈厂长,你那料的事,我知道了。”聂科长把椅子拉开,“坐。胡经理那个人,我知道,他不是坏,他是怕。”
“怕啥?”
“怕担责任。批快了人家说他偏心,批慢了挨骂,可责任还是在他。他宁可挨骂,也不担责任。”
“挨骂不担责任,厂子就停产。”
“厂子停产是厂子的事。”聂科长把烟盒推到桌子中间,“他这么想,你不能这么想。你得给他一个不批不行的理由。比方你这料是给出口干的,出口有外汇,外汇是省里要的。他不批,省里问下来,他担不起。”
陈卫东的手指头在膝盖上点了两下:“这个理由,得先有出口。”
“你有出口?”
“现在没有。”他说,“可以有。”
“可以有,就先办。”聂科长把烟点上,“办成了,你拿着省里的批文来找他。他看见批文,不用你说话,他自己就把料批了。”
回县第三天,县里开扩权十条的会。会议室里坐了三十几个人,县长坐中间,两边是各局的局长,墙上挂着一条横幅,横幅是红布白字,字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座谈会”。
县长先讲话,讲了二十分钟,讲的是“十个方面,条条落实”。讲完了,让各厂提意见。
陈卫东站起来,手里一张纸,纸上抄着十条。
“第一条,利润留成。交完税,剩下的厂里支配,不用一层一层报批。第二条,自销,计划外的产品自己卖,价格在规定范围里浮动。第三条,留成资金用于技术改造,报备就行。”
他往下念,念到第七条,底下的局长开始交头接耳。念到第十条,他把纸放下:“十条,我一条不落,全要。”
会议室里没人说话。县长的手指头在桌上敲了两下:“十条全要,你担得起?”
“担不起我写检查,厂里退回老办法。老办法就是伸手要钱,我现在也会伸手。”
底下人笑了。县长也笑了:“行,十条给你。给了你,别的厂也要,一个县不能只给你一家。”
“别的厂要,也给。”
“给了,县里就没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