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揽政，必有太监专权。
刘娥虽然得以垂帘听政，但对大太监曹利用颇为忌惮，每上朝时称其侍中，而不直呼其名，以示尊重。
天圣七年，有人状告曹利用侄子，赵州兵马监押曹汭酒醉后穿黄衣，命人呼其万岁。
刘娥遂借机治以谋反大罪，曹利用最终自尽身亡。
殿中丞方仲弓上书，请刘娥行武后故事，就任女皇之位；权知开封府程琳亦步亦趋，因献《武后临朝图》，暗示刘娥应当称帝。
刘娥心中暗喜，因在朝会时问群臣：唐之武后，是何许女主耶？
朝臣自明其意，于是皆答：其乃唐之罪人，险些断送大唐江山社稷。
刘娥听后，便即黑脸不语。
鲁宗道为人刚直，直接问道：太后若欲效武后之为，将置当今皇帝于何处？
刘娥闻此大悟，遂将方仲弓及程琳鼓动其称帝奏章撕碎，掷于地上道：愧对大宋列祖列宗之事，我不为也！
明道二年，太后刘娥欲身着帝王之服去祭太庙，群臣多有反对。
礼部侍郎薛奎进言道：太后身着帝服，在太庙行男礼还是女礼？
刘娥怔住，一时无法作答。虽遭大臣激烈反对，刘娥仍身着帝王龙袍至太庙祭祀，只将帝袍十二章图案减去彝、藻两章，同时不佩帝王之剑。
是年三月，刘娥染病，下令大赦天下，将乾兴元年贬死之人包括寇准、曹利用等人恢复旧有官职，并将丁谓内迁。
甲午，刘娥崩逝。
宋仁宗在皇仪殿召见群臣，问道：太后临终前数度牵扯身上衣服，是何意？
薛奎奏道：是不愿先帝于地下，见其身穿天子之服也。
仁宗醒悟，下令给刘娥换上后服，然后入殓。
刘娥临朝称制以来，赵氏皇族中最具威名八王爷赵元俨一直佯装疯癫，称病不朝。
此时见刘后已死，乃进宫密奏仁宗：陛下生母并非刘后，乃是李宸妃也。李妃娘娘死因不明，怕是被人害死。
仁宗大惊，便去问皇太妃杨氏。
杨妃只得实言相告：陛下生母确是李宸妃，今已不在人世矣。
仁宗闻之，伤痛欲绝，数日不朝，并下诏自责。于是遣人到李妃灵柩所在洪福院查看，结果发现李宸妃当初被刘娥以皇后之礼下葬，并在水银养护
仁宗闻报叹道：人言岂可尽信哉！
遂在刘娥灵柩前焚香祭拜，哭道：自今以后，大娘娘一生清白矣！
遂率群臣将刘娥下葬，陪葬宋真宗永定陵，谥号章献明肃皇后。刘娥死后，宋仁宗身世大白于天下，认母归宗遂成为轰动朝野大事。
宋仁宗乃下严旨：朝廷与民间，皆不得对太后刘娥临朝时期往事妄加议论。
虽有严旨，奈何人口如川。宋代之后，刘娥、李宸妃、宋仁宗之间恩怨纠葛迅速被艺术化，始于元代杂剧《抱妆盒》、明代《金丸记》，至《三侠五义》、《包公案》出笼，《狸猫换太子》故事便成定型广为流传，数百年来经久不衰，家喻户晓。
真宗朝末年，宋廷党争激烈。刘娥自身也卷入党争之中，对朝臣之间利用姻亲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之举深有感悟。
临朝称制后，命众臣将亲族亲信姓名一一呈递，复命人绘成图像，张贴于寝殿墙壁，每有奏请升迁封赏，都要比对此图，以防朝中朋党权势过重。
另在临朝称制之初，刘娥便下旨在成都设立益州交子务，派员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
首届交子发行一千二百五十六万三百四十贯，备本钱三十六万贯，以四川铁钱为钞本。此乃世界上第一种纸币，遂彻革金银流通不便之蔽。
历史真相：刘娥从卖艺孤女，到开创大宋皇朝女主临朝先河，在中国历代后妃中极具传奇色彩，可谓独一无二。而且刘娥称制期间颇有作为，终结天书运动、结束党争、发行交子、兴修水利、创设谏院、兴办州学，皆为赵祯亲政后“仁宗盛治”打下坚实基础。刘娥虽然擅权，至死不肯还政，又常着帝王服饰，但在群臣力阻面前压制欲望，终未效法武则天称帝，故其后宋仁宗、司马光、范仲淹等皆予以正面评价。论及刘娥取人子为己子，李宸妃默不敢言，朝中上下慑于刘娥威势亦无敢言者，使得李宸妃与赵祯母子至死不能相认，于人伦有亏，故被后人以杜撰《狸猫换太子》话本，进行诬之。
刘后既死，仁宗得以亲政。
王钦若献《迁叙图》，论述平时百官叙进皆有常法。仁宗大为欣赏，于是王钦若复相，并封冀国公，恩宠日隆。其后不久，王钦若染疾归家，仁宗亲至府临问，赐白金五千两。
天圣三年，王钦若病卒，终年六十四岁。诏赠太师、中书令，谥文穆，录亲属、亲信二十余人入官。宋朝以来对于宰相恤恩，未有王钦若可比者。
其后仁宗听到各方反映，复检阅史录，方有所悟，乃对辅臣说道：王钦若久在政府，观其所为，真奸邪之辈也。
镜头闪回，早在王钦若之死十一年前，亦即大中祥符七年。三关元帅杨延昭去世，终年五十七岁。宋真宗令其三子杨传永、杨德政、杨文广皆为官，使扶灵还乡。
画外音：杨延昭智勇善战，将所得赏赐都用来慰劳军卒，未尝问及家事。虽然贵为方镇大将，但进出排场与部将相同，并无特殊之处。又治军号令严明，能与士卒同甘共苦，遇敌必定身先士卒，获胜报捷亦将功劳归于部下，故人人愿为效力。杨延昭镇守三关边防二十余年，辽军无不畏惧。河朔之人看到六郎灵柩还乡，大都痛哭失声，极尽哀悼。生荣死哀，朝野称道，为将如此，亦足以面见九泉之下金刀令公、无敌大将军杨业矣。
宋仁宗亲政之时，年二十四岁，遂改年号为景佑，大赦天下，并开科取士。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乃是两宋之朝在位最长一帝。在位期间对下属宽厚以待，让百姓休养生息，使宋朝达到发展顶峰。宋仁宗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时期名臣辈出，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及文化均得到充足发展，可谓难得明君。
明君在世，便出诤臣。
仁宗一朝便出一个著名忠贞诤臣，便是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被民间称为“可通阴阳，日断人事，夜断鬼神”之青天神断，龙图阁大学士黑包公是也。
镜头闪回，叙述包公来历。
字幕：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于天圣五年登进士第，时年二十八岁。
包拯一生为官，累迁监察御史，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复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改知谏院，多次论劾权贵。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再召入朝，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
嘉佑六年，包拯终任枢密副使，是为副相之职，故此世人称其为包相爷。
为相次年，包拯便即病故，并非如同民间评话所云多年为相。因其曾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故世称“包待制”或“包龙图”，这才是官方真实称谓。
包拯廉洁公正、刚毅不阿，铁面无私，且英明决断，敢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之名。京师官民亦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致后世认为其是奎星转世。
包拯初入仕途，先被任为大理评事，出任江西建昌县知县。因父母年迈，请求在合肥附近就职，遂改授和州监税。
父母不欲儿子离家，包拯便辞去官职，回家赡养父母。
数年之后，父母相继去世，包拯在双亲墓旁筑庐守丧期满，直到景佑四年才赴京听选，获授天长知县，此时已是三十九岁。
庆历元年，包拯调任端州知府。端州产砚，此前知府大都以进贡为名敛取，以赠送当朝权贵。包拯命制砚仅足贡数，任满一年，并不私取一砚。
庆历三年，包拯入京，但任殿中丞。后经御史中丞王拱辰举荐，命为监察御史。
包拯既任监察御史谏官，屡屡犯颜直谏，有时唾溅帝面。仁宗一面以袖擦脸，一面受其建议，竟不怪罪。
包拯弹劾仁宗宠妃伯父三司使张尧佐平庸，请罢其职，仁宗遂命张尧佐出为节度使。包拯仍是不肯，领七名言官上殿，与仁宗理论。
仁宗怒道：节度使是粗官，何用再争？
谏官唐介答道：太祖、太宗皆曾为节度使，恐非粗官。
在包拯等谏官坚持下，张尧佐最终没能当成节度使。仁宗回到后宫，对张贵妃说道：汝只知为令尊讨要宣徽使，宣徽使，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庆历五年八月，包拯担任正旦使，出使辽国。回朝后便上疏道：我国每年向契丹交纳岁币，绝非抵御戎人良策；宜操练军队、挑选将领，致力于充实边境守备，方为久远之计。
又请重视门下封还驳正制度，以及被废黜贪官污吏不得重新做官，选择郡守县宰，推行考核试用，补任恩荫子弟之法。
当时各道转运加按察使奏弹劾官吏，大多指摘细小过失，注重苛察相互标榜，官吏自觉不安。包拯因此请求朝廷，免去按察使一职。
只因仁宗皇帝善于纳谏，遂成全包拯流芳千古。
仁宗朝不仅出现包拯此类铁面无私谏臣，复有“求之千百年间，盖示一二见”之名臣范仲淹，以及倡导“文宜明道致用”，领导古文运动之一代文豪欧阳修。
庆历三年，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
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改革主张，以整顿吏治为中心。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仁宗采纳大部分意见，遂下诏旨，命范仲淹着手施行新政。
宋仁宗准许实施新政，原因有二。其一是因国家积贫积弱，其二则因内忧外患。
北宋立国后，为限制宰相权力，实行一职多官分管，相互制约；同时大兴科举、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导致官僚机构庞大臃肿，是为积贫之基。
又为抵御辽国南侵，宋初实行守内虚外、奉行养兵之策，废除府兵制，改为招募。至仁宗时，全国兵马已达一百四十万，养兵费用竟达赋税收入十分之七八；同时行更戍法使兵将不相习，兵士虽多不精，毫无战斗力，此乃积弱之因。
与此同时，因对西夏及辽国付出大量岁币，致使国库空虚；真宗时复又大兴土木、修建寺观，形成冗费，此乃贫弱之表。
另自北宋王朝建立以来，非但不抑制土地兼并，且纵容功臣、大将有意为之。至于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
宋代居民有主户客户之分，纳税又有支移折变等额外负担。两税之外且有丁口、杂变之税，徭差不断。宋廷生存压力陡增，非施以变革不可。
由是欧阳修上书要求改革吏治，上书奏说“农民起义及兵变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甚至京畿开封府所属各县也有盗寇出没。尹洙亦上书中指出因循不改，弊坏日甚。
富弼亦于其奏疏中言道：自此以往，只忧转炽，若不早为提备，事未可知也。
宋仁宗既决意改革变法，便在其后召对中对范仲淹、富弼等特别礼遇，并多次下诏催促，要求拿出革新方案。
于是庆历三年，范仲淹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
历史真相：宋仁宗此番决意革新图强，实是源于西夏崛起，宋师屡败，使朝廷颜面尽失。
镜头闪回，复说西夏之事。
夏州之主李继迁死后，世子李德明在众将及部族拥戴下继承父位。
李德明也是一个能征惯战之主，即位后便倾力向河西走廊发展，南击吐蕃，西攻回鹘，大大拓展党项羌族生存空间。
宋天禧三年，李德明定都怀远镇，改名兴州。
此时西夏虽然仍向宋、辽称臣，对内则完全已是帝王气派。
宋天圣十年，李德明死，子李元昊继任夏国公位，始积极准备背宋自立。先弃李姓，自称嵬名氏，次年又以避父讳为名，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开始自立年号。
其后数年之内，开始修建宫殿，定立文武班次，规定官民服侍，定兵制，立军名。继又创造西夏文，颁布秃发令，恢复鲜卑衣冠服饰。
又屡派大军，陆续攻取吐蕃瓜州、沙州、肃州三个战略要地。
至宋仁宗庆历年间，元昊已据有夏、银、绥、宥、静、灵、会、胜、甘、凉、瓜、沙、肃十三州之地，势力大盛。
宋宝元元年十月十一日，西元一零三八年。
李元昊称帝，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是谓夏景宗。
宋朝闻报，群情激愤，文武官员主张立刻出兵讨伐，兴师问罪。
宝元二年六月，宋仁宗下诏削去元昊官爵，并悬赏捉拿，派兵出征。夏景宗元昊却未待宋朝出兵，已提前亲率兵前来进攻宋朝，于是夏宋之战爆发。
元昊一面率军佯攻北宋金明寨，一面送信给宋朝延州知州范雍，表示愿意与宋和谈，制造假象，以麻痹范雍。
范雍信以为真，立即上书朝廷，对延州防御随即松懈。
同年七月，元昊包围延州，宋将刘平、石元孙奉命增援。兵至三川口时，突遭西夏军队偷袭，并被重重包围。
刘、石二人率军苦战，虽重创西夏军，但因寡不敌众，只好退守山坡。
西夏遣将增援，元昊亲自写信劝降，刘平宁死不屈。夏军遂发兵猛攻，宋兵全军覆没，刘平、石元孙被俘。
其后宋将许德怀援兵方至，偷袭得手，西夏军被迫撤离宋境，延州之围得以缓解。三川口一战，虽然宋朝成功抵御西夏军入侵，但损失过重。
宋仁宗深感西夏强盛，遂诏封夏竦为陕西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副使，共同迎战。
康定二年二月，元昊再领十万大军攻宋。于是定下诱兵之计，先将主力大军埋伏在好水川口，然后分兵，声称要攻渭州，以引诱宋军深入。
宋将韩琦不听范仲淹劝阻，派环庆副都署任福为将，率军五万出夏破敌。
任福率军到达怀远城，与镇戎军西路巡检常鼎合兵战于张义堡南，杀死夏军数千。夏军佯败，任福尾随追击，至好水川中伏。于是宋军溃败，任福战死，几乎全军覆灭。
宋仁宗闻知好水川之战再度失败，不由震怒，遂罢韩琦、范仲淹军职。
西夏主闻知大喜，再次商议攻宋大计。
谋臣张元献计：宋朝精兵良将全部聚集边境，关中地区薄弱。若我大军牵制宋朝边军，后派一支劲旅乘机直捣关中平原，攻占长安，则大业可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