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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割裂历九十九年,三月末到四月初。横岭关。
修关是从三月二十三开的工。
开工那天,横岭关上来了六千人。其中有三千是关南三十里内各村的民夫,一千是关里的兵,还有两千是从洛京调来的匠户和罪徒。人一多,关上就热闹了,热闹得像一个突然长出来的镇子。
镇子只有一条街,就是关墙。
关墙从东到西一千六百多丈,被分成三十七段。每一段插一根木杆,杆上挂着号牌,牌上写着段号、工头姓名、应到人数。哪一段落后了,工头就要被叫到帅帐前去说话。
第一天就出了事。
第三段的工头姓吴,五十来岁,是个老石匠。他让手底下的人把旧墙上的石头拆下来,一块一块码好,能用的留着,不能用的扔到墙下去。有个兵嫌麻烦,抱着一块刻了字的碑就往墙里砌。
老石匠看见,一嗓子吼出来,声音把关墙都震了一震。
“放下!”
那兵吓了一跳,碑差点砸在脚上。
“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
“石头啊。”
“石头?”老石匠气得手抖,“这是碑!上头有字!你把它砌进墙里,是要让后人骂我们八辈子吗?”
那兵凑近看了看,碑上的字被风蚀得只剩几个,模模糊糊的,像被谁用指甲划过。
“吴伯,这字都看不清了。”
“看不清也是字!”老石匠把碑搬下来,抱在怀里,像抱一个孩子,“这上头写的是人名。二十几年前守关死的那些人。他们的名字刻在这儿,你把它砌进墙里,他们的儿孙来找,找谁去?”
那兵不说话了。
旁边围着的民夫也不说话了。
老石匠把碑搬到墙根底下,找了块干净地方立起来,又让人去舀了一瓢水,把碑面上的土冲了冲。
“都记着。”他直起腰,对周围的人说,“这墙拆了能再砌,石头碎了能再打。碑要是没了,就真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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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墙的石头是从北边的山上采的。
采石的法子是戒灵改的。原先石匠们用锤子和錾子,一块一块地凿,一天凿不出十块。戒灵教他们在石壁上先凿一排小孔,孔里塞干木楔,然后往木楔上浇水。木头一胀,石壁就沿着孔裂开一条缝,再用撬棍一撬,整片石头就下来了。
第一天试的时候,围了二百多人看。
水浇下去,等了半个时辰,什么也没发生。
“没用。”有人嘟囔。
又等了半个时辰。
忽然“咔”的一声,很轻,像谁在很远的地方掰断了一根树枝。接着又是一声,然后是一连串的响,石壁上出现了一条细线,细线变粗,最后“轰”的一声,一大片石头倒了下来,扬起满山的灰。
围看的人全往后退。
退完了,又一起往前挤。
“神了!”
“这法子谁想的?”
“听说是大帅身边那个‘会算的’。”
“会算的还能算石头?”
“人家什么都能算。”
那天之后,采石的进度快了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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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料从山上运到关墙,走的是滑道。
滑道是拿圆木铺的,从半山腰一直铺到关墙底下,二百多丈长。石头装在木架上,木架底下垫两根横木,人一推,就顺着滑道往下滑。滑到底,有一堆干草接着,草堆后面站着四个壮汉,一人一根木杠,石头一停下来就把它撬开。
这活最险。
头三天,撞伤了两个人,一个断了腿。
邵坤急了,把关里所有的绳子都收上来,在滑道两边拉了两道拦绳,又规定滑道底下不许站人。
“石头下来,人躲开。”他站在滑道口上喊,“石头是死的,人是活的。谁要是为了抢一块石头把腿弄断,我就把他绑在滑道上当石头!”
民夫们哄笑。
有个胆子大的喊:“将军,绑上去滑一趟,管饭吗?”
“管!”邵坤也笑,“管你三天不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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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钱是一天一结。
米两升,钱五文,管一顿午饭。午饭是高粱米粥,加一勺咸菜,隔三天有一次肉——肉是关里养的猪,一个月杀四头。
头一天发工钱,李慕言亲自去了。
他没有站在高台上,就站在发钱的桌子旁边,看民夫排队。
第一个领钱的是个瘦小的汉子,四十来岁,手上全是裂口。他接过米和钱,数了两遍,把钱塞进腰带里,把米袋子抱在怀里,站在一边不走。
“还有事?”发钱的吏员问。
“大人,”那汉子小声说,“这米……真是给我的?”
“给你的。你干了六天活,六天的米。”
“六天。”那汉子低头看着米袋子,忽然眼圈红了,“我家里三个娃,上回吃干饭是过年。”
李慕言站在旁边,没有说话。
那汉子抱着米袋子走了两步,又回过头,对那吏员深深一揖,揖得很低,头都快碰到地了。
“大人,明天我还来。”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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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关墙修到一半。
南坡上的草全绿了。关墙底下的空地上,民夫们搭了一片棚子,棚子中间生着火,晚上有人唱小调,唱的是本地的秧歌,调子又高又飘,唱到一半跑调了,自己先笑起来。
那个叫秦伯的老兵,每天晚上都坐在火边听。
有人问他:“秦伯,你听得懂吗?”
“听不懂。”
“听不懂你还听?”
“听个热闹。”秦伯把刀放在膝上,“二十三年了,这关上没这么热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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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京。
同一时间,凌星在户部的值房里,已经坐了整整七天。
桌上堆着三摞账册,左边一摞是旧的,中间一摞是新的,右边一摞是她自己重算的。她算账有个规矩:凡是她经手的账,必须重算一遍,算出来的数和别人算的不一样,就以她的为准。
“十九万贯。”她把笔放下,揉了揉手腕,“还差二十八万。”
户部侍郎韩绛坐在她对面,脸色不太好看。
“凌夫人,户部实在拿不出这么多。”
“我知道拿不出。”凌星道,“所以我没打算从户部拿。”
“那从哪儿拿?”
“三个地方。”凌星伸出三根手指,“第一,盐引。”
韩绛的眉头跳了一下。
“盐引是国课,动不得。”
“动得。”凌星把一本册子推过去,“韩侍郎,你看这一笔。淮南盐场,去年产盐一百二十万石,官收六成,商卖四成。官收的这六成,走的是官船,官船一年走三趟,每趟运二十万石。剩下的四十万石,压在盐场的仓里,等下一趟船。”
“这我知道。”
“你知道,可你没算过。”凌星指着册子上的一行字,“这四十万石压在仓里,盐场要付仓钱、要付看仓的人的工钱、要防潮、要防偷。一年下来,光是这些,就要花掉三万贯。而盐场没钱,只能向商人借,借了要付息,息是一分五。”
韩绛不说话了。
“我的法子是:把这四十万石盐,提前卖给商人,让他们自己来运。卖价按市价的八成,一手交钱,一手交引。商人运得快,一个月就能卖完。盐场腾出仓,腾出人,还不用付息。”凌星把另一本册子推过去,“这么一来,盐场能得八万贯,商人得利,官课不少一文。”
韩绛盯着册子看了很久。
“这……这不合旧例。”
“旧例是三十年前定的。”凌星很平静,“三十年前,盐场的仓只有现在的一半,船只有现在的三成。韩侍郎,旧例不是天条,旧例是当年的人想出来的办法。当年的人能想,我们也能想。”
韩绛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苦笑。
“凌夫人,你这个人,做账做久了,看什么都像账。”
“账本来就是账。”凌星把册子收回来,“第二,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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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税已经加过一回了。”韩绛道,“再加,商人们要闹。”
“不加。”凌星摇头,“我减。”
韩绛愣住了。
“减?”
“减。”凌星道,“洛京南市有铺子三千二百家,去年收商税十一万贯。今年我打算把税率降两成,但是——所有铺子必须实报营业额,不许瞒。同时,凡是一次缴清全年税的,再减一成。”
“减了税,收得更多?”
“收得更多。”凌星道,“韩侍郎,你知道去年为什么只收了十一万贯?因为三千二百家铺子里,有两千家在瞒。他们瞒,是因为税重,也是因为税吏可以收钱放他们一马。我把税降下来,再把税吏换掉,用靖安司的人去查,瞒的人就少了。税率降两成,实收反而能多三成。”
韩绛算了半天,抬起头,眼神变了。
“你怎么知道有两千家瞒?”
“我算过。”凌星道,“南市一年卖出去的酒,按酒曲的用量算,至少值三十万贯。可报上来的酒税,只有两万贯。剩下的二十八万贯,去哪儿了?”
她顿了一下。
“酒不会自己消失。钱也不会。”
韩绛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第三呢?”
“第三,借。”凌星道,“向商人借。写借据,盖官印,年息八厘,三年还清。愿意借的,可以拿借据抵税。”
“商人肯借?”
“肯。”凌星道,“他们借钱给官家,官家给他们抵税,还给他们一个面子。乱世里,面子比钱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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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户部出来,天已经黑了。
凌星抱着一摞账册往家走,走到半路,忽然停下来,靠着墙站了一会儿。
她今天从早到晚只吃了一块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