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吏顿时愁眉苦脸，大倒苦水：“表姑娘你是不知道，这清丈的差事，简直不是人干的！上头催得紧，限期完成。可地里使绊子。咱们这些具体跑腿的书吏、弓手，夹在中间，两头受气！”
“哦？如何受气法？”江雨桐问。
“就说对账吧。”周书吏压低了声音，“鱼鳞册是洪武年间攒造的，这么多年过去，田地买卖、析产、水冲沙压，变化大了去了。可豪绅家的田契、白契，花样百出，真伪难辨。你按册去量，他说地界不对；你按他指认的去量，又与别家纠纷。请来的老农、里正做中，也往往各说各话，收了好处的，就帮着遮掩。稍有不慎，不是得罪了这家，就是开罪了那户。咱们这些没根脚的，以后还想不想在地方上混了？”
“那……可有多报、少报的情况？”江雨桐沉吟道。
周书吏眼神闪烁，含糊道：“这个……水至清则无鱼嘛。有些积年的老吏，手里有分寸，既能让上头看到‘清出’了些田亩，应付差事，又不至于把大户得罪死，中间……咳咳，总之，这里头学问大着呢。苦的是那些真正的贫户小民，田亩零碎，又无人帮衬，往往被胥吏趁机勒索，或是被邻人侵占，那才叫冤枉无处申。”
“朝廷不是派了御史巡查么？”
“御史？”周书吏苦笑，“御史老爷才来几天？地方上的事情，盘根错节，岂是走马观花能看清的？青御史想较真，地方官也能找出千百条理由搪塞，什么‘民情复杂’、‘需徐徐图之’，最后多半是不了了之。再说了，”他声音更低，“听说京城里，为这清丈的事，吵得厉害呢。万阁老那边，好像就不大赞同太急……”
江雨桐默然。周书吏的话，与她在苏州茶楼所闻、驿亲眼所见，相互印证。新政的蓝图是好的，决心也是真的，但一落到这庞大帝国千疮百孔的肌体上，就被无处不在的官僚惰性、利益纠葛和执行力衰败所吞噬、扭曲。理想撞上现实，往往是理想头破血流。新帝的“持重渐进”，或许正是看到了这种可怕的“执行损耗”，才不得不为之。但“渐进”若不能有效扭转这“损耗”，最终会不会变成“不进”，甚至“倒退”？
她在保定盘桓数日，又去了邻近乡村走动。看到确有贫户因清丈不公而哭诉无门，也看到有胥趾高气扬、借机敛财。更看到乡间对“新政”的普遍迷茫与怨气，这种怨气并非针对皇帝，而是针对那些歪嘴念经的“和尚”和切身感受到的不便与盘剥。
离开保定前，周书吏悄悄塞给她一本薄薄的、手抄的册子，神色紧张：“表姑娘，你是读书明理的人，这个……你瞧瞧就好，千万莫要外传。这是的龌龊事，还有……一些地方大户与州府官员之间的勾连痕迹。咱们人微言轻，说了也没人信，没准还惹祸上身。你……你看着处置吧。”
江雨桐接过，入手沉重。这或许就是于谦希望她“稍察”的“四方动静”中最真实、也最无奈的一部分。她没有承诺什么，只是郑重道谢，将册子仔细收好。
南归的路上，江雨桐心情比北上时更加沉重。驿站里的苟且，乡村中的不公，吏员口中的无奈，交织成一幅庞大而灰暗的图景。新帝在庙堂之上运筹帷幄，于谦等人在中枢苦心维持，但他们的意志，经过层层传递、扭曲、稀释，到达这帝国的神经末梢时，还剩多少初衷？又能带来多少真正的改变？
这一日，船过黄河，在一个小码头补给。她偶然听到两个押运漕粮的军汉在酒肆里闲聊。
一个说：“……听说没有？南京那边，杨阁老病好像好了些，前几日居然接见了几个去探病的门生，虽然没多说什么，但气色看着不错。”
另一个道：“好了又如何？年纪大了，还能翻起什么浪？如今朝廷盯着海上的生意紧，他杨家……哼。”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再说，朝廷是朝廷，海上是海上。这海上的饭，又不是他杨家一家在吃。通天的关系多了去了，朝廷真能一碗水端平，全都查了？我看未必……”
江雨桐心中一动。杨一清“病愈”见客？在这个朝廷严查海贸、清丈遇阻的节骨眼上？这是否意味着，南方某些势力，在经过最初短暂的观望与蛰伏后，开始尝试重新凝聚，或者……准备反制？
她忽然想起离京前，太上皇留给新帝那封密信中，对杨一清“慎之，用之，不可尽信，亦不可不用”的评价。如今看来，这“慎”与“用”的平衡，正变得愈发微妙而危险。新帝的“渐进”改革，触动的利益越深，遭遇的反扑可能就越猛烈。而杨一清这样的人与其代表的势力，在这反扑中，又会扮演怎样的角色？
船继续南行，离江南越来越近。但江雨桐感到，前方等待她的，不再仅是太湖畔的宁静草堂，更是一张正在收紧的、无形的网。网的一端，牵着紫禁城的权柄与新政的得失；另一端，则系着江南的财富、海上的风波，与无数人的身家性命。而她这个试图“静观”的“湖上散人”，是否真能超然其外？
（第五卷第113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