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名为“文明”的包袱皮再也兜不住內里的脏污之时，就会有一群人用原始野蛮的方式重建文明。
江南收税，清丈田亩的时候，当地大户就会安排家里一个女人自杀，然后抬著尸体去官府门前闹，再请当地的清流文官主持公道，写信去当官的亲族弹劾收税的官员，把收税的官员罢免，让朝廷的收税工作进行不下去。
这是比较温柔的方式，
还有比较文明的方式，
就是直接行贿，
江南某地一处大宅，奴僕数百人，田地上千亩，金银数十万两。
接了，就告你受贿误国，你收的宅子，田地、奴僕、金银，从哪来的送回哪里去，
不解，就抬出“官绅优免”制度，跟你掰扯到税收时限结束，你收不上来税，还是会被治罪。
所以，
江南收税这件事，根本就没办法搞。
又受限於“人头税”制度，南直隶对=负担不起来这里工作生活的百姓人头税，
所以，他们的方法是让流民分走一部分当地百姓的土地，起先被分走了土地的百姓闹得很凶，但他们很快发现，为商人工作能赚到更多，所以，他们很愿意为商人工作，赚钱买粮食吃。
吸纳失去了土地的流民做工，是有利於社会的，能够促进社会的稳定。
但资本是喋血的，为了扩大生產，更好的享受生活，赚更多的钱，他们开始用钱兼併土地，然后，放贷，开始人为的製造流民群体，
但流民只是没有土地，並不代表他们没有户籍，
所以，为了彻底消除人头税，就开始“抓民贬奴”，成为大户们的家奴。
这种状况愈演愈烈，地主们与奴隶们的矛盾越来越大，再加上周衍到来，江南各地“抓良贬奴”的行为近乎疯狂，原本就被受压迫的奴僕们，心中积压的愤怒越来越大，最后，彻底爆发。
江南奴变，就在此刻。
不局限的农民军，他们的目標是干翻大明朝，力量虽大，但却过於分散，且首领眾多，心思各异，难以成事。
而局限於“均分田地，杀士大夫”的江南奴变，则目標更清晰，更具衝击力，更倾向於发泄积压在心中的怒火。
而作为此次“江南奴变”的策划者，曹文衡坐在湖州府衙门內堂，看著石確与浙江布政司交割二百四十余万两白银。
这是“成效银”，
作为“江南之乱”的策划者，崇禎皇帝是必须要看到钱的，周衍在江南乾的好不好，有没有成效，都要以金钱的方式体现，而这笔钱的名头，就是“成效银”。
至於是否会伤害到国本，这已经不是必须思考的问题了。
如果再没有银钱堵北方的窟窿，南方不乱，北方也会乱。
换句话说，这跟拆东墙，补西墙，没有任何区別，其根本在於，作为当家人的皇帝一直被蒙在鼓里。
松江府的廝杀，在梁廷栋的一声令下之中开始了。
奴僕军和农民军的策略依然是“迎敌於城內”，利用狭窄的战场，限制明军水师的战阵和火器，然后，通过送命的方式，对他们造成伤亡。
除了淮安府和松江府有明军镇压之外，其他各地都处在叛乱杀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