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排几个男生凑在一起，头几乎挨著头，声音压得很低，但语气里的震动清晰可闻。
“听著挺震撼的，”一个戴黑框眼镜的男生说，他手指无意识地捻著课本页角，“以前真没具体想过。就觉得生孩子嘛，自然而然的事。听完徐教授讲的，还有李雪梅说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旁边剃著平头的男生重重吐了口气，肩膀塌下来一点：“是啊，感觉责任重大。一条命，两条命……以后要是真干这科，压力不小。一个判断错了，可能就……”
“所以得好好学啊。”第三个男生接口，声音闷闷的，“不光要会背书，还得有胆识，有决断。像徐教授说的那个老医生，还有李雪梅她妈，那真是……”
他们没再说下去，互相看了看，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一丝郑重和尚未完全消化的惊悸。
李雪梅坐在他们斜前方几排，对后排的低语听得不甚分明。
她正低头，一笔一划，將徐教授提到的几个关键数据和那个臀位助產病例的重点，工整地记在笔记本的留白处。
笔尖划过纸张，发出沙沙的轻响。
她写得格外认真，仿佛要把那些话语的重量也一同鐫刻进去。
心里沉甸甸的，像坠著一块浸了水的石头。
那些数字，无论是孕產妇死亡率，还是婴儿死亡率，都不再是统计学上抽象的概念。
那些病例也不再是教科书里一段遥远的文字。
它们活了，变成了千千万万张模糊又清晰的面孔，变成了母亲马春兰偶尔提及生她时“折腾了许久”时那轻描淡写却掩不住疲惫的语气，变成了母亲说起月子里没休息好，落下了腰疼病根时那一声几不可闻的嘆息。
那些原本模糊的属於母亲过往艰辛的片段，此刻被徐教授的讲述和李雪梅自己记忆的补充，注入了具体而沉重的血肉。
生育，远不止是一个生理过程，它是一条布满风险的路，行走其上的女人，需要运气，更需要守护。
几天后，系里安排的半天妇產科门诊见习如期而至。
李雪梅和同组的另外十几个同学，跟在带教老师身后，脚步略带拘谨地踏入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產科门诊的区域。
空气里瀰漫著医院特有的消毒水气味，但並不刺鼻，反而给人一种奇异的洁净感。
走廊两侧的塑料椅上坐满了人，几乎清一色是肚子高高隆起的孕妇，像一排排充满希望的果实。
她们的体型姿態各异，有的靠著椅背闭目养神，有的微微侧身和身边的丈夫或母亲低声说著什么，有的手里拿著病历本，目光略显焦虑地望著诊室门口。
陪同的家属大多安静地守在旁边，递水、拿包，动作里透著小心。
带教老师姓周，是位看起来二十七八岁的女医生，个子不高，梳著利落的马尾，眼神明亮，动作迅捷。
她是徐教授带过的学生，如今已是住院医师，言谈举止间颇有几分徐教授的干练风范。
“大家跟紧我，保持安静。”周医生语速偏快，但吐字清晰，一边走一边回头低声嘱咐这群略显青涩的学生，“注意保护患者隱私，没有允许不要隨意触碰或询问。多看，多听，多思考，少说话。”
学生们连忙点头，不自觉地挺直了背，努力跟上她的步伐，眼神里充满了好奇与接触临床的紧张。
周医生带著他们走进的第一间诊室是做超声检查的。
房间不大，窗帘拉著，光线幽暗，只有超声仪器屏幕散发出莹莹的光。
一位看起来二十七八岁的孕妇侧躺在检查床上，肚子高高隆起，上衣被撩起至胸下。
她的丈夫站在床头边，身体微微前倾。
超声医生是一位四十多岁、面相温和的女医生，她正手持探头，在孕妇涂了耦合剂的腹部缓缓移动。
屏幕上，黑白图像隨著探头的移动不断变幻，显出一些非专业人士难以立刻辨识的结构。
“看这里，”超声医生的声音平稳，带著一种专业的安抚力量，“这是胎头。我们测量双顶径，嗯，数值符合你们现在的孕周，32周+3天。”
她用轨跡球在屏幕上点了两点，机器自动標出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