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正月初四。
杨平安踏上开往京市的火车。
绿皮车厢里挤得满满当当，过道上都站著人。行李架塞得严严实实，座位底下也塞著麻袋和包袱。
空气里混著菸草味、煤烟味、还有不知谁带的煮鸡蛋味儿。刚上车那会儿有人挤著找座，现在都安顿下来了，该坐的坐，该站的站，该聊的聊。
他找到自己的座位，是靠窗的位置。对面坐著三个年轻人，两男一女，穿著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胳膊上戴著红袖箍，正兴奋地討论著什么。
“——这次去陕北，听说特別苦。”
“苦怕什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说话的男生嗓门挺大，带著点刻意的高昂。
“我爸妈给我带了一包饼乾，路上吃。”那个女孩声音小些，一边说一边拍了拍挎包。
杨平安把帆布包放在腿上，靠著椅背，闭上眼睛。
火车缓缓开动，哐当哐当的声音渐渐规律起来。
他睁开眼，看向窗外。
站台上，送行的人群黑压压一片。有人抹眼泪，有人挥手，有人追著火车跑。一个穿花棉袄的小姑娘被母亲抱著，使劲朝车窗挥手，嘴里喊著什么，被火车的轰鸣盖住了。
他想起早上出门时，五个孩子站在大门口送他的样子。
五颗小脑袋挤成一排，那三个小的还踮著脚。
他弯了弯嘴角，收回视线。
火车驶出县城，窗外的景色变成灰濛濛的田野。偶尔有村庄闪过，土坯房，光禿禿的树，炊烟裊裊。
对面那三个知青还在討论。
“你们说，咱们去了能分到什么地方”
“我听说是生產队，具体哪个队不知道。”那个嗓门大的男生说。
“只要能干活就行，我不怕吃苦。”另一个男生话不多，但眼神挺亮。
杨平安看了他们一眼。
最大的那个也就十七八，最小的那个女孩看起来不到十五六岁。脸上还带著稚气，眼神里全是憧憬。
他想起前世看过的那些故事，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但他什么都没说。
有些路，得自己走才知道。
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十分钟，又上来一群人。
车厢更挤了。
杨平安往窗边靠了靠，给新上来的人腾出点地方。
一个四十来岁的妇女挤过来，抱著个孩子，在他旁边站定。她四下看了看，目光在杨平安旁边的空当上停了一瞬。
“同志，这有人吗”她指著杨平安旁边空著的一小块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