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景帝李彻揭竿起义，兵锋未至京都城下，西关大帅牛永昌便已遣心腹快马传口信至其帐中。
牛永昌的心意说得直白，彼时天下各州府的驻军，六成以上早已对前朝暴君的昏聩统治心生失望，不愿再为其效命。
可君臣名分尚存，国逢大难之际，在位的暴君必会在危亡关头下旨，急召他这位西关大帅回京勤王救驾。
而他究竟是奉旨回援，还是按兵不动，全凭李彻一人定夺。
传信的亲信在李彻的营中只静候了半日，得了明确回复后，便即刻翻身上马，快马加鞭折返西关。
景帝彼时确曾亲口许下重诺，只要牛永昌按兵不动，静待他定鼎天下，便必封其国公爵位，享一世尊荣。
事实也正如此，前朝暴君见京都岌岌可危，接连下了数道圣旨，催牛永昌回京，可牛永昌始终以边关异族环伺、防务吃紧为由，拒不奉诏，未曾派一兵一卒回京救驾。
就在李彻的大军将京都团团包围的前夕，牛永昌又一次派麾下亲随前来传话，这一次，他的要求更过分，新朝建立之后，牛家要继续驻守西关，掌西关一切军务。
前来传信的亲随言辞谦和，礼数周全，态度亦是十分恭顺，可字里行间的威逼之意，却昭然若揭，任谁都能听出其中的弦外之音。
彼时李彻的大军兵临京都，成败便在这旦夕之间，虽心中明明白白知晓牛永昌的要求过分至极，甚至有恃功要挟之意，景帝终究还是咬着牙应下了。
这一次并非随口的口头应允，景帝亲研墨、亲执笔，写下一纸承诺书，亲手交由来人带走。
只因他心中清楚，若是此刻回绝，牛家若率西关数万守军前来生乱，腹背受敌之下，起义之功极有可能功亏一篑，他实在赌不起。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牛永昌正是算准了这个天下易主的节骨眼，要为牛家争得最大的利益，确保即便改朝换代，牛家在西关的权柄也丝毫不减。
最终前朝覆灭，暴君殒命，牛永昌也得偿所愿，受封国公爵位，位列新朝四公之一，成了英国公。
此事的前因后果，在新朝定鼎、捷报传至四方的当日，便被杨小宁的父亲靖王杨破山尽数知晓。
若非碍于牛永昌手中握着景帝李彻亲笔书写的承诺书，师出无名，又恐牵动西关局势，杨破山早已点齐铁骑，挥师杀往西关。
也正是因着这层过往，鄂国公见英国公牛永昌竟敢私藏金矿、隐瞒不报时，才会怒不可遏，气冲斗牛。
鄂国公与前任赵国公，二人的国公爵位，皆是在沙场上浴血奋战，凭实打实的军功挣来的，身上的伤疤，便是他们封爵的最好凭证；
梁国公沈济舟，更是李彻起义之路上最坚实的支持者与后盾，总掌全军的粮草、军械、后勤诸事，大小补给从无半分差池。
毫不夸张地说，若没有梁国公沈济舟在后方殚精竭虑、稳托大局，李彻的起义之路绝无可能走到最后，更别提定鼎天下。
即便功劳如此卓着的梁国公，也不过是受封国公爵位，并无半分特殊。
在鄂国公、梁国公与前任赵国公三人眼中，这英国公牛永昌，未立半分战功，不过是坐观成败、恃势要挟，根本不配与他们同列国公之位，更不配与他们平起平坐。
当然，鄂国公、赵国公，梁国公这三人，连同朝中一众凭军功封侯的将领，无人敢将自己的功劳与靖王杨破山相较，只因二者之间，本就毫无可比性。
新朝建立初期有一句话流传，道是：“若没有李彻，新朝照样可以建立；若没有杨破山，李彻是绝对不可能报了血海深仇，还能顺利登上九五之尊的。”
新朝初立，天下未定，各方势力虎视眈眈，正是因有杨破山的威名与赫赫战功坐镇，有其麾下精锐铁骑为依仗，才镇住了朝中所有心怀异心、蠢蠢欲动的宵小之辈，让天下得以初定，朝局得以安稳。
景帝见鄂国公怒容满面，胸口剧烈起伏，显然是气到了极点，终是放下手中的朱笔，开口劝道：
“好了，老伙计，别生这么大的气了。
这事，咱们还真就得先忍着，权当从未发生过。
等到杨小宁、杨修崖还有你大孙女康蕊平安归来，咱们再和牛永昌好好算算这笔旧账新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