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老家那条河，水流急不急？”
“不算急，平缓。”
“水车架在哪儿？”
“河边。水大概到腰深。”
林越点了点头。
“三十五度。回去试试。”
彭匠人掏出随身带的小本子，飞快记下，嘴里念叨着“三十五度、三十五度”，记完抬起头，朝林越深深作了个揖。
他退回去坐下，旁边的人推他：“咋样？咋样？”他咧着嘴笑，说不出话，只是把那本子往怀里贴得更紧了些。
接着是一个庄稼汉，带来一包病恹恹的棉苗。林越看了看，问了问他那块地的位置、去年种过什么、今年施了什么肥，然后告诉他这是“轮作不当引起的根腐”，让他明年换块地种，今年这块地种一季豆子养养。
接着是一个行商，问的是记账的事。他做生意不识字，全靠脑子记，记多了就混。林越让赵守田过来，说“你教教他”。赵守田紧张得手心冒汗，可还是硬着头皮坐过去，拿出他那本破破烂烂的旧账本，一笔一笔给人讲。
接着是一个接一个，从清早一直坐到日头偏西。
林越靠在藤椅上，没有挪过地方。水生的药端来三回，他喝了两回，有一回忘了喝，凉透了。
那些来求教的人，有的问了就走，有的留下来继续听别人问。日头渐渐西斜，老榆树下的影子越拖越长，可人不但没少，反而多了几个——是先前问完没走的，又折回来听。
太阳落山时，最后一个人才依依不舍地起身告辞。
他走出几步，又回过头，朝老榆树下深深鞠了一躬。
林越靠在藤椅上，没有动。
他太累了。
从清早到黄昏，十几个人的问题，一个一个听，一个一个答。有些问题书上写过，他只需点一点；有些问题书上没写，他得现想，想完了还得让人听懂。
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说过话了。
水生推着他下坡时，轮椅吱呀吱呀响。坡不陡，可水生推得很慢，怕颠着师父。
林越阖着眼，像是睡着了。
可水生知道他没有睡着。因为下坡到一半时，师父忽然开口：
“水生。”
“哎。”
“今天那个方秀才，你记着。”
水生愣住：“记着做啥？”
林越没有回答。
过了很久，他才轻轻说了一句：
“他那些农谚，比俺书里写的还全。”
六月初十，第二个“逢五”。
来的人更多了。
老榆树下摆了四张桌子，还是不够坐。周里正又加了几条长凳，让人坐在外圈等着。
林越还是那个时辰来，还是靠在藤椅上，还是那句话：
“谁先来？”
这回没人怯场了。
一个接一个，问的比头回还细。有人带着自家地里挖出来的土样，有人揣着从便民堂抄下来的图纸，有人干脆把问题写在纸上，怕自己说不清楚。
林越一一答了。
答到午后，太阳正毒，周里正想支个棚子遮阴，林越摆了摆手，说不用。
答到申时，药又凉了。
答到太阳偏西，最后一个人才问完。
这回没人走。问完的都没走，坐在外圈，听别人问，听先生答。
太阳落山时，老榆树下还坐着二十来个人。
林越没有催他们走。
他只是靠在藤椅上，望着远处那片被晚霞染红的麦田。
那些人也没有说话。
就那么坐着，坐着，一直坐到暮色四合，便民堂里的灯亮起来。
六月十五，第三个“逢五”。
六月二十，第四个。
六月二十五，第五个。
逢五逢十，雷打不动。
有时候人多，有时候人少。有时候问的问题刁钻，有时候问的问题简单。有时候来的远客能坐满整个南坡，有时候只有三五个人，在树下和先生说半天话。
不管人多人少，林越都来。
不管问题难易，他都答。
有一天，一个从山西来的老农问完问题，忽然跪下来磕头。林越让人把他扶起来，说：
“不用磕头。你回去把地种好，就是最好的磕头。”
那老农抹着眼泪走了。
又一天，一个年轻后生问完，忽然问了一句：
“先生，您这辈子帮了那么多人，图啥呢？”
林越望着他，没有答话。
他望向远处那片麦田，望向南坡下那些炊烟袅袅的青砖房，望向便民堂里那些进进出出的人影。
过了很久，他说：
“图啥？”
他嘴角那道细浅的纹轻轻往上牵了牵。
“图你们往后，不用再跑这么远来问。”
那后生愣住了。
他站在那里，望着林越那张瘦削的、被岁月刻满痕迹的脸，望着那双浑浊却异常清明的眼睛。
他忽然觉得喉咙发紧。
他朝林越深深鞠了一躬，转身走了。
走出很远，他又回过头来。
老榆树下，林先生还靠在藤椅上，望着远处。
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南坡的草地上，落在那棵老榆树的树干上，落在便民堂那三个字的匾额上。
那影子很淡。
可他看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