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
他不敢往下想。
未时交稿时，吴良正在泡茶。是个扁圆的紫砂壶，壶身刻着梅枝。他斟了三杯，推给张砚三人。
“喝口茶，定定神。”
茶汤清亮，香气却有些怪，不似寻常的龙井香片，倒有股草药味。张砚抿了一口，微苦，回甘很慢。
“今天的初校，你们怎么看？”吴良问，眼睛看着茶杯里漂浮的叶梗。
周伯先开口：“两人供词相似度过高，必有一假。或两人皆假。”
陈焕迟疑：“可若是假的，为何要冒充杨起隆余党？那是灭族的罪。”
“为了活着。”吴良吹开茶沫，轻啜一口，“在这里，有用的人才能活。当个余党，当个证人，当个样本，总比当个无名无姓的尸体强。”
样本。张砚又听到这个词。他想起夜里那些复诵声，整齐划一，像一群人在同时默写。
“那……真的杨起隆余党呢？”他忍不住问。
吴良抬眼看他，看了很久，久到张砚以为自己说错了话。
“康熙十二年冬天，北京城里抓了一百四十七人，都说是杨起隆同党。”吴良放下茶杯，杯底碰在桌面上，发出清脆的一声，“凌迟的三十六，斩首的五十一，剩下的流放宁古塔。到如今，八年过去了。你说，真的余党在哪？”
不在刑场，就在流放路上枯骨成灰。
“可这些人……”张砚指指桌上的口供记录。
“这些人，是后来从各地送来的。”吴良语气平淡，像在说天气，“山东、河南、湖广，隔几年就冒出来一个两个，都说自己是当年那伙人里的漏网之鱼。供词大同小异，细节严丝合缝。你说怪不怪？”
怪。怪极了。
“好了。”吴良起身，“今日就到这儿。回去歇着吧。张砚，你留一下。”
周伯和陈焕退出去，带上门。屋里只剩两人，茶香和那股草药味混在一起，闷得人头晕。
吴良从抽屉里取出一本册子，蓝布封面，没有字。他推到张砚面前。
“打开看看。”
张砚翻开。册子里是密密麻麻的表格，列着日期、编号、相似度百分比。最早的一页是康熙十三年，最晚的是去年腊月。相似度从最初的“约七成”，慢慢变成“七成五”“八成”“八成五”，最近的一条赫然写着：“戊午年腊月，丁字十一号与戊字三号，供词相似度九成二。”
“这是……”
“历年‘杨起隆余党’口供的比对记录。”吴良站在窗前，背影瘦削，“你看出门道了么？”
张砚手指划过那些数字。七年时间，相似度从七成升到九成二。越来越像，越来越整齐。
“有人在……打磨他们。”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发干。
“不是打磨。”吴良转过身，脸上难得露出一丝近似疲惫的神色，“是校准。就像匠人做东西，总得有个尺子。这些人，就是彼此的尺子。一个错了，拿另一个来对。对着对着，就都对上了。”
“尺子……”张砚话说到一半，忽然明白了。
尺子也有源头，总得有第一把尺子。那个源头，可能就是第一个被抓的、真正的余党。或者，连那个“第一个”也不是源头。
这是个没有尽头的套娃。
“你记性不错，眼力也好。”吴良走回桌边，收起那本册子，“从明天起，你兼做相似度核算。每份口供比对完，算个百分比给我。”
“怎么算？”
“你自己琢磨。”吴良拉开房门，午后的光线涌进来，刺得张砚眯起眼，“记着，在这里，数字最老实。人会撒谎，口供会作假，但算出来的百分比，是多少就是多少。”
张砚走出澄心堂时，日头已经偏西。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枝桠的阴影投在青砖上，像一张张开的网。
他回到记录室，摊开下午的初校记录。两个囚犯的口供并排放在一起，那些高度相似的句子像镜子内外的影像。
他拿起算盘，犹豫了一下，又放下。改而取来一张白纸，折成两栏。左栏抄有痣的供词要点，右栏抄没痣的。相同的打勾，不同的打叉。
勾越来越多，叉越来越少。
最后他数了数：一百二十三个要点，相同的一百二十一个。
九成八。
他盯着这个数字，看了很久。然后提笔，在记录末尾工工整整写上：
“康熙十九年三月初九，丁字七号与戊字四号初校。供述康熙十二年杨起隆案细节，要点一百二十三，相同一百二十一，相似度约九成八。另，二人表述节奏、停顿处高度吻合，疑经长期协同训练或受同一源头灌输。”
写到这里，笔尖顿了顿，他又补上一行小字：
“然训练可同步言语，难同步记忆之细末。今二人连狗毛之色、窗隙之风等琐屑均同，非亲身经历者不可为。故，或有一真一摹，或二者皆摹，皆以‘标准器’为蓝本。待后续核验。”
写完，他吹干墨迹，将纸折好，压在砚台下。
窗外天色暗下来了。远处传来打更的梆子声，闷闷的，一下，两下。
张砚忽然想起吴良下午那句话：“在这里，数字最老实。”
可数字不会告诉他，那九成八的相似度背后，究竟藏着多少被磨平、被篡改、被强行对齐的人生。
他吹灭蜡烛，摸黑躺在床上。黑暗里，那些数字还在眼前跳：九成二、九成五、九成八……
越来越近，越来越整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