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2月7日，凌晨四点。
北京站笼罩在冬夜浓稠的寒雾里，雾汽像掺了冰碴，扑在脸上刺骨地凉。
站前广场上人影稀疏，只有几个裹著看不出原色的破棉袄的流浪汉，蜷缩在墙角避风的角落，怀里揣著捡来的破报纸，呼出的白气在昏黄的路灯下凝成一团团白雾，又迅速被寒风打散。
路灯的光线昏沉，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把积雪融化后又冻结的路面照得坑坑洼洼，踩上去“咯吱”作响。
远处传来火车调度的汽笛声，“呜——呜——”，沉闷悠长，像是这座沉睡的城市发出的沉重呼吸，在空旷的广场上迴荡，带著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悵然。
徐慧真一手紧紧牵著承平，一手攥著承安的小手，站在第三候车室门口。她的手心里沁出了细汗，即便隔著厚厚的棉手套，也能感觉到孩子们微凉的指尖。
她穿著那件缝了两根大黄鱼的厚棉裤，裤腿显得有些臃肿，但外面套著一件深灰色的男款旧呢子大衣，刚好遮住了这份突兀。
这大衣是钱叔留下的，料子厚实，只是款式老旧，她找裁缝改了改腰身和长度，穿著还算合身。
大衣的领子立著，挡住了半张脸，既挡风，又能掩饰脸上的神情。
领子上別著那枚“广九线模范职工”的锡制徽章，在昏黄的灯光下泛著冷硬的金属光泽，不显眼，却透著一股让人不敢轻易盘问的底气。
两个孩子都穿著缝了小黄鱼的棉袄。
承平的棉袄是靛蓝色的斜纹布，洗得发白，边角处还有几处细密的针脚，是徐慧真之前补的；承安的是藏青色的，胳膊肘上打著两块深灰色的呢子补丁，那是秦淮如特意挑选的料子，耐磨又不扎眼。
孩子们的小脸冻得通红，鼻尖上掛著细密的水珠，是雾汽凝结的。
他们分別背著一个小小的蓝布包袱，里面是两件换洗衣服和几小块干硬的窝头。
承安实在太困了，眼睛都睁不开，长长的睫毛耷拉著，脑袋一点一点的，全靠母亲紧紧拉著，才没在人群里摔倒。
李天佑、秦淮如、二丫、小石头站在候车室外不远处的阴影里，被一根斑驳的电线桿挡著大半身子。
他们没有靠近，只是远远地望著，目光紧紧锁在徐慧真和孩子们身上。
这是事先反覆商量好的，送行的人越少越好，越不起眼越好，免得引起旁人注意，节外生枝。
秦淮如的手紧紧攥著衣角，指节都泛了白，眼神里满是担忧；二丫別过脸，用袖口偷偷擦著眼睛；小石头站得笔直，像根小旗杆，却忍不住频频朝候车室门口张望；李天佑则双手插在棉裤口袋里，身子绷得笔直，像一尊沉默的石像。
“妈，”承平忽然仰起头，小声问，声音压得极低，只有徐慧真能听见，“爸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走是不是......是不是我们走了，他就不管我们了”
徐慧真低头看著女儿。
承平已经十一岁了，眉眼间依稀有了李天佑的轮廓，眼神清澈，却又带著与年龄不符的早熟和忧虑。
这孩子太聪明，心思又细，很多事情根本瞒不住她。徐慧真心里一酸，抬手轻轻摸了摸女儿冻得冰凉的脸颊。
“傻孩子，”她轻声说，声音温柔却坚定，“爸爸怎么会不管我们他是家里的顶樑柱，有很重要的事要办，等把事情办完了，就会立刻来找我们，到时候我们一家人就能在广州团聚了。”
“那二丫姑姑呢小石头叔叔呢他们也有事情要办吗”承安被姐姐的话吵醒了，揉著惺忪的睡眼，小嘴巴撅著，带著浓浓的鼻音问。
他还小，不懂什么家国大事，只知道要和最亲近的人分开，心里满是委屈。
“对，他们也有事情要晚点处理，”徐慧真弯腰，摸了摸儿子的头，指尖划过他棉袄上的补丁，“咱们先去广州等他们，广州那边暖和，还有好多好吃的水果，等大家都到齐了，妈妈带你们去逛大街，买糖吃。”
就在这时，候车室的大门“吱呀”一声被推开，里面传来检票员嘶哑的喊声，带著不耐烦的腔调：“广州方向的旅客注意了，开始检票了，都排好队，別挤，拿出车票和证明，一个个来......”
徐慧真深吸一口气，冰冷的空气呛得她喉咙微微发紧。她紧了紧握著孩子的手，掌心的温度透过手套传递给孩子们，也给自己打气。
她最后回头看了一眼阴影里的方向，隔著浓浓的雾汽和昏沉的灯光，她看到李天佑朝她微微点头，眼神里没有过多的言语，却有著千钧的力量。
月光恰好从云层里漏出来，照在他半边脸上，那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眼睛亮得嚇人，像是藏著一团火。
她不再犹豫，转过身，牵著两个孩子，隨著缓慢蠕动的人群走进了候车室。
开往广州的列车是一辆老旧的绿皮车，车厢外的绿色油漆剥落了不少，露出底下暗红的底漆，像是一道道陈旧的伤疤。
车厢连接处的铁皮锈跡斑斑，走上去“哐当”作响。徐慧真拿著车票，在拥挤的过道里艰难地挪动脚步，一边护著身边的孩子，一边留意著周围的动静。
她找到座位时，额头上已经渗出了一层薄汗，是三人座的硬座，按照车票信息，她们要在这硬邦邦的座位上坐足足37个小时。
她先把承平让到里面靠窗的位置，又扶著困得东倒西歪的承安坐好，自己则坐在靠过道这边，像一堵墙，把孩子们护在里面。
车厢里挤满了人，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大包小包的行李塞满了头顶的行李架，有些实在放不下的，就堆在座位底下、过道旁边，把本就狭窄的过道堵得水泄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