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现在呢？
他看见汉人农户和归附的契丹、奚族部落民一起，在军屯田里劳作。监工的军吏手持皮鞭，稍有懈怠便是一鞭。收获的粮食直接入官仓，劳作的人只能领到勉强果腹的口粮。
“为什么不去开荒？”陈墨问一个契丹老牧人。
老牧人苦笑，用生硬的唐语说：“荒田有，但都是‘官荒’——节度使府说了，要开荒得先交‘垦荒钱’，一亩五百文。我们哪有这些钱？”
“那原来的牧场呢？”
“被圈了。”老牧人指向远处，“那些好草场，现在都是节度使府的马场，养战马。我们只能去山坳里放羊，草不好，羊瘦，卖不上价。”
陈墨想起朝中奏报：“平卢节度使年献战马三千匹，良驹百乘，军功卓着。”
更让他心惊的是民怨。在营州城外的茶棚，几个汉子压低声音说话：
“听说范阳那边，有人拉起杆子了？”
“嘘——小声点！是有一伙好汉，专劫节度使府的粮队，劫了就散给穷人。官府剿了几次，没剿着。”
“要我说，劫得好！那些粮，本来就是从咱们嘴里抠出去的！”
“可这么下去，早晚出大事……”
陈墨默默喝茶。茶是劣质茶梗泡的，又苦又涩，像极了这北地的民情。
离开平卢，陈墨没有直接回洛阳。他折向西，沿太行山南行。秋深了，山风已有寒意。
这一路，他看见太多：
看见豪强庄园连绵数十里，佃户如蝼蚁般劳作，稍有反抗便被私刑处死。
看见地方官员与豪绅联姻，官官相护，百姓申冤无门。
看见寺庙金碧辉煌，僧人肥头大耳，而庙门外就有饿殍。
看见“盛世”的画皮之下，是流脓的疮疤。
夜宿太行山脚野店时，陈墨在油灯下铺开纸笔。他想写奏章，写见闻，写谏言。可笔提起，又放下。
写什么？写河东饥荒？朝廷会派御史核查，然后回报“确有旱情，然地方已妥善赈济”。
写范阳暴政？张守珪会送上厚礼，朝中自有人替他说话。
写平卢盘剥？那三千匹战马，就是最好的辩解。
这一路走下来，深入这个时代的底层，陈墨也看到了更多的东西。
眼前的开元盛世，其实早已经走了下坡路，大唐已经逐渐成了一个空架子。
为何会这样？因为吃干饭的人太多了，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太大，从朝廷到地方，靠血统、宗族关系、裙带关系吃干饭的人太多了。
盛唐人口五千多万，土地广袤，但那些吃干饭的人，就吸取了国家三分之一的财富。
说白了，就是干活的人吃不饱饭，不干活的人吃的满嘴流油。
盛唐掰开了看，惨不忍睹。
此时，陈墨想起了杜甫那句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之前，他在长安，一直过着太平生活，在朱门之中太久，也脱离了百姓。
尤其是河东、范阳、平卢这些地方的关东人，日子过的最苦。
此时，大唐经济重心还在北方，主要集中在关中和关东（函谷关与崤山以东），关中靠近帝都，朝廷吸血还没那么狠。
可关东就不一样，关东百姓每年累成狗，大半劳动成果被抽走。
也难怪后来会有安史之乱，即便没有安禄山，关东百姓也会推出一个张禄山、李禄山。
唐朝的长期以来的社会矛盾，节度使制度，河北集团与关陇集团的矛盾，上层社会与底层百姓都矛盾，一直都未得到解决。
更深露重，陈墨推开窗。太行山如巨兽匍匐在夜色中，沉默而威严。
望着窗外，陈墨长叹了一口气。他对这个时代的改变，还是有些不够。
眼下，摆在陈墨面前的，有三条路。
第一：回到朱门，安心享受。
第二，辅佐天子，拯救大唐。
第三，暗中布局，再造乾坤。
如果走第一条路，无论将来怎么乱，陈墨也有信心保全家人。
第二条路，想要拯救大唐，可天子已不是开元初年那个励精图治的李隆基。他沉迷享乐，宠信奸佞，听不进逆耳之言。即便是换一个皇帝，就能扭转乾坤吗？
当月上中天之时，陈墨心中已经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