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二十五年，七月初一，江户。
晨雾尚未散尽，河原町的早市已经开始喧闹。与往日不同的是，今天的市集上多了一种压抑的静默。人们交谈时都压低了声音，而且奇怪地夹杂着生硬的汉语词句，混着浓重的口音，听起来十分怪异。
就在三日前，又一道新的告示贴满了江户的大街小巷。告示上的内容比“改姓易服”和“官媒所”更加直接，也更加令人恐惧：
“……为促进华夷融合，方便教化，自即日起，江户及已定各地，所有公共场合——包括市集、街道、店铺、官署等处，一律只准使用汉语汉文。倭语仅限于家宅之内使用，且不得教授子女。凡在公共场所使用倭语者，初犯掌嘴二十，罚银一两；再犯鞭笞三十，罚银五两；三犯者，没入官奴，发往矿山服苦役。告发他人在公共场所使用倭语者，赏银一两。……”
这道被人们暗中称为“语言狱”的政令，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罩在了每一个人的头上。语言是人与人最基本的交流工具，也是文化与认同最深层的载体。禁绝公开使用母语，无异于要割掉一个民族的舌头。
卖菜的老翁森田（现已改姓“木”）正在与一位熟客交谈。他努力地想用汉语报出菜价，但那些拗口的发音让他舌头打结。
“这……这个……五……五文……”他憋得脸红脖子粗，手指比划着。
熟客是个中年町人，同样一脸窘迫，他想问问能不能便宜点，但那句熟悉的讨价还价的倭语到了嘴边，又被他硬生生咽了回去。他张了几次嘴，最后只能笨拙地吐出几个字：“能……少……？”
两人就这样面面相觑，以前熟络的交易，变得异常艰难。周围的交易也大多如此，很多人干脆闭口不言，只是用手指点着货物，再比划数字。
就在这时，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和呵斥声从街口传来。人们惊恐地望去，只见一队身穿皂隶服饰、臂缠红袖标的胥吏，在几名明军士卒的护卫下，正沿街巡查而来。这些胥吏有汉人，也有最近投效的、汉语学得较好的倭人，他们的目光锐利地扫过每一个人，竖着耳朵捕捉着空气中的每一个音节。
恐惧如同瘟疫般在市集上蔓延开来。所有人都闭上了嘴，连手势都不敢再打，生怕引起误会。
胥吏队伍走到一处鱼摊前，摊主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正低头整理着渔获。也许是过于紧张，也许是习惯使然，当一条鱼从他手中滑落时，他脱口而出一句低低的倭语咒骂。
声音不大，但在死寂的市集上却清晰可闻。
所有人的呼吸都停滞了。
为首的胥吏——一个面相刻薄的汉人——猛地转过头，目光如鹰隼般锁定了鱼摊主。
“拿下！”他冷冷地吐出两个字。
两名如狼似虎的胥吏立刻扑上前，将那还没反应过来的鱼摊主扭住臂膀，按倒在地。
“大人！饶命！小的一时口误！一时口误啊！”鱼摊主惊恐万状，用生硬的汉语哀求着。
“口误？”为首胥吏走上前，蹲下身，用手指抬起鱼摊主的下巴，“告示贴了三天，锣也敲了三天。你当朝廷的法度是儿戏吗？”
他站起身，挥了挥手：“初犯，掌嘴二十，罚银一两。立即执行，以儆效尤！”
一名身强力壮的胥吏掏出一块沉重的竹板，在众目睽睽之下，对着鱼摊主的脸颊左右开弓。沉闷的击打声在寂静的市集上回荡，每一下都像打在周围所有人的心上。
鱼摊主的妻子和孩子从摊后冲出来，跪在地上不停磕头求饶，但被士卒无情地挡在外面。
二十记掌嘴很快结束，鱼摊主的脸已经肿得老高，嘴角渗出血丝，神志都有些恍惚。
“罚银一两，三日内交到町奉行所。逾期不交，加倍处罚！”胥吏冷冷地丢下一句，带着队伍继续向前巡查。
直到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街角，市集上才响起一片压抑的、劫后余生般的吐气声。但没有人说话，哪怕是汉语。人们只是用眼神交流着，那眼神中充满了恐惧、愤怒和深深的无力。
卖菜的木老翁呆呆地看着鱼摊一家人抱在一起低声哭泣，手中的菜掉在地上都浑然不觉。他忽然想起自己那刚满三岁的孙女，从小是听着倭语的童谣长大的。以后……以后还能教她吗？告示上说，在家里也不能教子女倭语……
一种比肉体疼痛更深的恐惧，攫住了他的心脏。
同一时间，二条城天守阁。陈永邦听着属下禀报市集上发生的事，脸上没有丝毫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