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潇
一
我在北京出生，长大成年，但莫名地，我从来没有很确切地觉得自己是个正宗的北京女孩，也许是因为人生的前三年我被送去了武夷山，没有记忆的那段时光像一个隐形的刻度，在我的血液里刻下了某种鲜明标记。
妈妈生我的年代，工作为第一重心，我才出生一个月，她就得回到建筑院紧张忙碌的工作岗位。家里还有六岁的哥哥需要照顾，妈妈忙不过来。奶奶远在武夷山，她执意要带大我这个小孙女，爸爸妈妈虽然舍不得，但还是同意了把我送到山里奶奶家。
爸爸因为兵器部的重任不能轻易离开，妈妈一个人抱着两个月大的我，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硬座南下到达县城，再转了汽车坐到山里公路的尽头。奶奶所在的小村庄深藏在偏僻的山窝里，没有公路了，妈妈就只好徒步而行。正赶上深山雨季，风雨中，树木摇曳，妈妈穿着防雨的斗篷弓着身子前进，把我裹在襁褓里，用双臂抱得紧紧的，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泥路上走了一天一夜。我饿得哭了，她就在大树下找一块大石头坐下给我喂奶。她用雨衣遮着我，在黑夜里打着一个小手电筒照亮我的小脸。我睡着了，她就继续赶路。山林的夜深得像墨汁一样，她便依靠着小手电筒和我酣睡的脸支撑着，在大雨肆虐的山里越走越远。当她在黎明的微光她看到覆盖整片山坡的毛竹时，奶奶所在的小村子终于到了。小姑姑打着伞在村口焦急地等待着，看到手电筒的光束在竹林边缘闪烁，便万分激动地奔了过去。
我就这样被送到了山里奶奶家。
奶奶家在山峦高处，往山下看，有时村落像被云团托着一般。奶奶的房子是个已存百年的老竹楼，一条小溪绕竹楼蜿蜒而过。前方是院子，鸡鸭随性散步。竹楼没有门，更没有锁，面对院子的是一个敞开的中庭。这里没有贼的概念，谁都可以走进来，坐在桌边喝茶等主人。中庭向左右延展，两边分别是几间竹屋，奶奶和未出嫁的姑姑住在左侧，伯伯、婶婶、堂哥、堂姐一家住在右侧。村落里没有自来水，但竹楼的后园里有一口泉水甘甜的深井。深山里没有电，但有煤油灯和萤火虫。
这里勉强算一个村落，总共不超过二十户人家，到下一个村落要步行一个小时。村子里的所有人都像是一家子，分享着不同的大小事。我们到达的第二天，全村人都来看妈妈和我。
几天之后，妈妈依依不舍地离开深山，一去就是三年，而我由奶奶和姑姑带大。
二
奶奶个头娇小精干，她不喜穿鞋，光脚行走在山林田野各处。白天她到自家菜地干活，就用一大块棉布把我包起来背在背上，去田里插秧或摘茶叶。作为婴儿的我在人生最初的几个月里，无论醒着还是睡着，都在奶奶的背上。我透过奶奶的肩膀看着眼前的世界：白天，毛茸茸的毛竹从她肩头伸展着朝两侧排开；晚上，她在巨大的炉灶前做菜，我就看着火苗从她肩头蹿起。
姑姑在隔壁村给小孩子教书，一放学就飞奔回来，把我从奶奶的背上抱下来，逗我笑，哄我玩。伯伯一家时常来和我们一起吃饭，高高地举着我转圈。
不干活的时候，奶奶就抱着我坐在中庭，眼前就是开阔连绵的山峦，各种程度的绿色与潮湿的空气融为一体。由层层叠叠的灰绿毛竹勾勒着山顶柔和的轮廓线，近一点的地方是翠绿的菜地、青色的小溪和开满小花的绿野地。当夜色降临，村庄被黑暗笼罩，一切都骤然消失，星空之下全都是明明灭灭的萤火虫。日与夜清晰可辨的颜色，就由奶奶轻轻地扇着蒲扇，扇入我的瞳孔里面。
我会爬了，奶奶就把我放在竹木地板上。竹楼对我来说是无边无际的探索空间，我一边爬，身旁还常有比例巨大的鸡鸭和猫狗踱步而过，兔子们也常驻足侧目。
等我会站了，奶奶就把一个木头高凳子翻过来，凳子的四脚和横向的木条成了围栏，我就站在那里面看奶奶做饭和缝补被子，听姑姑和我说山里话。
等我会走了，从竹楼到小溪的范围就都变成我的天下。我在小溪边看鸭群挥掌游泳，不同人家的鸭子戴着不同颜色的“领结”。我在院子里看鸡妈妈带一群小鸡找虫子吃，有时刚出生的一窝小鸭子也紧跟着鸡妈妈不掉队。我会走到院子旁边的猪圈跟前，看着比我大十几倍的肥猪在泥里面拱来拱去，母猪半躺着给刚出生的六只小猪喂奶。
我人生里的第一个记忆大约就是那时产生的。我一直记得一个清晰的画面：我穿着开裆裤走到竹楼前开满野花的草地里，尿意袭来，我便蹲下去，发现旁边的野草比我还高。我抬起头看野草划出的天空，空气潮湿，蜻蜓很低。
我和所有小动物成了好朋友。奶奶把竹楼里的一个空房间铺上了稻草给小兔子们住。我人生里的第一个任务是早上把兔子房间的门打开，让它们到院子里散步。傍晚，我会把一只只兔子抱回房间，把门关好。
奶奶家有个神秘的阁楼，是个低矮的储藏室，藏着粮食以及收割水稻和碾米的工具，还有过节时才用的东西，我经常偷偷进去寻找“宝物”。有天晚饭时间，奶奶和姑姑喊我吃饭，结果哪里都找不到我，最后在阁楼上发现我搂着一只小猪崽睡着了。我说：“我是来阁楼找小猪的。”姑姑笑着说：“胡说，猪崽怎么会自己上楼呢。”
两岁，我就加入了堂哥、堂姐的“探险”队伍。我跟着他们上山，他们爬到树上采桑葚，我就拿着篮子在树下捡。我们一起走很远的路到山脚下，在河里游泳、抓小鱼，用玻璃罐子装着迷你的蓝色蜥蜴。
奶奶的村落里没有店铺，几乎一切食物都由自家的菜地和饲养的家畜提供。奶奶用木头工具碾米，婶婶拿米酿酒。每到节日，伯伯就搬出沉重的石缸，抡圆了长木锤在缸里打米糕。这里把米糕叫作“白果”，蘸一点白糖是小孩子最喜欢的食物。我拥有的物品就是一把小凳子、一块小毯子和一个小瓷碗。我总是坐在中庭的专属座位——小板凳上吃白果，膝盖盖上小毯子，大黄狗总是过来趴在我身边，陪我看着面前的绿色世界。
夜来了，竹楼里只有一盏煤油灯和几根蜡烛，人们总是早早就上床休息。我躺在小屋的凉席上，蜷在奶奶怀里，看着云在月光下的影子在房间墙上缓缓行走，很快就眼皮沉得抬不起来了。
有一些回忆是后来亲人们和我说的，但也有些画面我从那时起就记得。我记得我和奶奶的小房间有个向阳的竹窗，有只灰色的猫总是趴在那个窗台上。我记得奶奶的背特别宽厚，奶奶的手温暖而粗糙。
三
当我到了三岁，爸妈一起到了山里，来把我接回北京。姑姑哭成了一个泪人儿，奶奶在最后那几天一直抱着我。当我看到妈妈，我叫她阿姨。奶奶说那是妈妈，可这个概念仍然无法激起我任何情感的涟漪。离开的那天，我死命搂住奶奶的脖子，怎么也不肯让妈妈抱，爸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大哭大闹的我抱出村落。我整个在大山里的童年只留下一张相片，是我和奶奶临别时的合影，我抱着奶奶哭得稀里哗啦，奶奶对我微笑着，但眼里都是不舍。
妈妈说，坐火车硬座回京的那一路痛苦至极，没有了奶奶，我歇斯底里地哭闹，不肯睡，拒绝躺下，拒绝合眼，拼命要寻找自己熟悉的人和物，惊扰了一车厢的人。最后，是妈妈把我背在背上，让我恍恍惚惚想起奶奶背部的感觉，才精疲力竭地睡着。
到了大都市北京，我像根水泥地上的野草般格格不入。我的头发是黄的，妈妈剃光了我的头发，给了我一顶帽子。我说着一口山里话，和妈妈完全无法交流，我哭的时候，她得找来爸爸才明白我要的是什么。
我以大山养育出的倔强天性开始了按部就班的城市生活，可我总是无法在横竖的直线里获得快乐，总企图撞开那个边界逃到哪里去。
妈妈送我去了幼儿园，有一天我趁着老师们在交谈，飞奔出教室和大楼，冲出院门，一直逃到大街上。我对着整个世界大声哭喊：“谁带我回家？！谁带我回家？！”老师们在院内疯狂找我，找到街上也没发现我的踪影。
当时正好有一个妈妈的同事骑自行车路过，认出了我，便把哭喊的我带到了妈妈单位。当妈妈脸色苍白地闻声来找我时，我正躲在她的建筑制图板底下，以为这样就不会被发现。这件事，妈妈每每回忆起来都后怕得倒吸凉气。
还有一次，妈妈带着我去商场买布，一边拉着我的手一边和柜台店员说话。也许是那天妈妈穿了件新衣服，我抬头看看她，心想这个人我不认识，便甩开她的手自己跑掉了。在商场里，我漫无目的地跑，想着还是应该找到妈妈，于是到商场门口的车棚里找到了她的自行车。两个小时之后，妈妈满头大汗地出现在车棚，我才知道那个我觉得陌生的人就是我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