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快黑了，屋里没开灯，我站在荧光显示框前，等着音乐从柱状音响里冒出来。如果是以前，把碟片放进去我就走了，泡茶或者煮咖啡，现在我会站在那里，一直等着音乐响起来。是担心唱片坏了，还是机器出故障，我自己也说不清，就是有点心悸，担心音乐再也不会响起来了。
音乐响起来了。我打开了灯。沙发上丢着可可的画笔，还有一只长颈鹿头倒插在靠垫之间。我捡起画笔，把长颈鹿拽出来夹在胳膊底下。邢蕾走过来，绕过我走到矮脚柜前，拉开了最上面的抽屉。我问她找什么，她说弄鱼把手划破了。我叫她放在那里让陈姐干。
“你能下楼买包白糖吗？鱼还在扑腾呢。”她问。
“他们来了先喝点酒，七点吃饭也不迟。”
“达奇有事，要早点走。”
“不是他嚷嚷着没地方过中秋吗？”
“还有料酒，白糖和料酒。”
她又绕过我走了。最近我们很少说话，她看起来总是有点心不在焉，也可能心里对我有意见。那不是我做点什么就能改变的，而且我也不打算做点什么，我们早就过了讨好对方的时间。到了一定的年限，婚姻就像一艘无人驾驶的船，双方都懒得去碰方向盘，任凭它在海上漂着，漂到哪儿算哪儿。
从小卖店出来，我点了支烟，在小区的长椅上坐下。几个七八岁的男孩蹲在不远处的一棵树底下玩，其中穿蓝色帽衫的那个好像跟可可打过架。一只脏兮兮的白猫从他们身后经过，钻进了灌木丛。送外卖的人走过来问九号楼在哪里，他手上的塑料餐盒里装的好像是烤串，配冰啤酒应该挺不错。过了一会儿，男孩们的妈妈来了，把他们叫走了。树底下留下一堆树枝，横七竖八摞在一起，看起来像是要点篝火。
篝火。木头上还附着着一丝热气，证明才熄灭不久。露娜绕着它走了一圈，在旁边坐下来。昨天刚下过雨，能找到这么一堆干木头不容易。她解开背囊，从里面摸出几颗煮栗子吃起来，然后打开地图，用铅笔标出昨天走过的路。地图是凭靠盲眼铁匠的记忆画的，很可能靠不住。但是如果到了那里，她知道她能认得出来。就算房子没了，稻田没了，芒果林没了，她也能认出来。
她沿用了小时候吃栗子的方式，咬开小口，把栗肉用小拇指剥出来，果壳几乎是完整的。妈妈用的是竹签，能把小洞开得更小，掏干净果肉，然后在晒干的栗子壳上涂上鲜艳的颜色，串成项链送给邻居。粉红色最难找。要在春天的时候收集夹竹桃的花瓣，放在石碗里捣碎。整个春天妈妈带着她满山寻找夹竹桃。反正她们有的是时间。露娜从没想过有一天会离开那个小村庄，她做过最离谱的梦就是嫁给村头裁缝的儿子。
手机响了，邢蕾问我去哪了，说邓菲菲已经到了。我掐掉烟—第五根，从长椅上站起来。手机上有一条未读短信，我点开了它：
放过露娜吧，好吗？算我求你了。
我打开门，邓菲菲正坐在餐桌前翻一本家居杂志。她好像胖了，也可能是剪了短发的缘故，圆鼓鼓的脸上贴着七八个指甲大小的透明胶布贴。
“我昨天去点痣了。”她说。
“有这么多？”我问。
“我还留了两个呢，大师说那俩是吉利的。”她指了指桌上的方盒子：“可可呢，我给她带了巧克力。”
我告诉她可可在姥姥家，邢蕾的表姐从美国回来了。邓菲菲立刻问我是不是那个生了一对混血双胞胎的表姐，说她看过照片，很幸福的一家子。我没做评价，反正邢蕾没让我去和他们过中秋节，我心里挺感激的。我开了一瓶香槟，给邓菲菲倒了一杯。上次见面还是她话剧上演的时候，她穿着维多利亚时代的长裙，头发乱蓬蓬的，眼睛周围画着浓黑的眼影。别的我都忘了，关于那个晚上，我唯一记得的是下了很大的雨。
“巧克力记得冷藏，别让可可一次吃太多。”邓菲菲看着我，“你生病了？”
“在赶一个剧本。”
“新的？”
“还是那个。”
“什么题材来着？”
“奇幻，动画片。但不是给小孩看的那种。”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解释。
“厉害。是那种人都活好几千年，会各种法术的吗？”
“可能活不了那么久。”很久没跟人聊天，我感觉有点吃力，就建议她尝一尝杯子里的酒。
“幸亏有你们，”她放下杯子说，“过节的时候收留我跟达奇。”
“不算收留吧？”
“我上个月离婚了啊，邢蕾没跟你说？”
她的眼神充满了倾诉欲，正等着我发问，而我却怎么也想不起她前夫的名字。
其实见过很多次，就在一年前他们夫妇还坐在这张桌子前面，跟邢蕾热烈地讨论到底要不要生孩子。当时我饶有兴趣地听了一会儿，主要是觉得邢蕾挺有意思，她一直后悔生下可可，可是但凡有女人询问她的意见，她总会告诉她们一定要生个孩子，那样人生才完整。她看起来一脸真诚，让我不得不相信她所体会的失望是人世间罕有的不幸。
我有种预感，整晚可能都会陷入情感话题的讨论。最好别让邓菲菲开这个头，我站起来走进了洗手间。我在马桶上坐下，盯着水池边花瓶里的一小簇绿色植物。
天黑的时候，露娜点着了篝火。灌木丛沙沙响了几声，又恢复了安静。她朝那边仔细看了一会儿，发现有双眼睛躲在树丛里注视着自己。那家伙刚想跑，她一跃而起，跑过去揪住了他的衣服。他惊恐地扭过头，一张画满颜料的小丑的脸，透过眼皮上的菱形油彩，可以看到一双稚气未脱的眼睛。小丑解释说，篝火是他点的，他出去找吃的了，回来就看到露娜坐在旁边。
小丑把一只肥美的野兔架在火上，邀请露娜和他一起吃。他神秘兮兮地告诉露娜，再过几天火山就要爆发了，这里将会夷为平地，只有坐克莱因飞船离开才能得救。所以他从马戏团逃出来，打算去找飞船。他发现露娜已经知道这个秘密，就感到很费解，那为什么还要往火山口的方向去呢？露娜说，小时候自己住在那附近的一个村庄，后来经历了战争、瘟疫，人们都离开了。她想在火山爆发前再去那里看一看。小丑问，看什么，不是都没有人了吗？露娜说，我也不知道，但是做梦总梦到，就去跟那里道个别吧。
第二天分别前，露娜把自己登上克莱因飞船的船票送给了小丑。她安慰他说，我是圣火使者，没有船票也可以登船。小丑抱着她哭起来，把自己表演魔术的黄手帕系在她的手腕上。他问露娜飞船长什么样。露娜说，有扇圆形的金属门，像月亮一样。
我希望晚饭能在九点前结束，就可以回到书桌前把这段故事写下去。来到客厅，桌上摆着凉拌莴笋丝、皮蛋豆腐和白切鸡。邢蕾端着一盘茨菇烧肉走出来：“谁能给达奇打个电话？”
“我打吧。”我说。邢蕾看了我一眼，既没有鼓励，也没有反对。我找出他的号码拨过去。达奇接了，说有个纽约画廊的人忽然到他的工作室参观，把他们送走就过来。
“看来达奇要转运了，没准人家想邀请他到美国做展览！”邓菲菲说。
“喝一杯。”我举起酒杯看着邢蕾。
达奇是个摄影师，但他可能更乐于称自己为影像艺术家，以此来和那些商业摄影师区分。不过在我看来他们最大的不同是，商业摄影师把东西往美里拍，达奇是怎么丑怎么来。他最有名的一张照片，是三个苗族老太太，举着裹过的小脚，咧开没有门牙的嘴哈哈大笑。要我说，他获得的那点赞誉，全得感谢中国偏远地区的脏乱差，有一回喝多了我表达了这个观点，结果邢蕾跟我吵了一架。
这下邢蕾好像不急着开饭了，当我再一次提议我们边吃边等的时候，她才慢吞吞站起来去拿碗筷。
“我不能吃虾，脸上的伤口会发。”邓菲菲说。
“酒也别喝了。”邢蕾要收走她的杯子，她连忙用手挡住。
“啊呀，喝一杯没事，反正最近也不用排戏！”
邢蕾端详着她的脸：“那么多痣都是不好的吗？”
邓菲菲指着那些小胶布挨个向我们介绍：“这个是容易犯小人，这个是容易漏财，这个是容易有交通意外，这个是没有主心骨……”
“点了这个痣主心骨就能长出来？”我问。
“会长出一截。”
“我倒觉得你眉毛边上那颗痣挺好看的。”邢蕾说。
“那个就是离婚痣啊！它有点大，过阵子可能还会长出来，长出就得再点一次，反正大师说了，我的正缘后年才来。”
“不吃虾就多吃点肉吧。”邢蕾往她碗里夹了两块红烧肉。
“菜都是陈姐烧的？”邓菲菲嚼着肉问。
陈姐正好走出来，冲邓菲菲笑了笑。她把清蒸鳜鱼放在桌子中间，碧绿的葱丝上缭绕着热气，鱼瞪着苍白的眼珠，张大的嘴巴里塞着一团姜丝。
“陈姐，你快走吧，明天来了再收拾。”邢蕾把陈姐送到门口，“挂号的事，我明天上班再问一下。听我的话，别想太多好吗？”邢蕾的语气里有种训练有素的职业性，但睫毛上笼罩着的温柔光晕足以遮蔽冰冷的理性。她那双美丽而睿智的眼睛里，总是蓄满了对人间的理解和同情。仅凭这双眼睛，也足以胜任她现在的工作—她是一名出色的心理医生。
“谁病了？”陈姐走后邓菲菲问。
一开始陈姐说她丈夫生病，自己要回一趟老家的时候，我还以为她只是不想在我们家干了。这不能怪我，之前两个阿姨都以非常离奇的理由离开了我们，一个说是侄子开拖拉机撞了人，另一个说是婆婆离家出走。但有人在家政中心见到了她们，正在面试新雇主。所以陈姐走后，我提议找个新的阿姨。邢蕾却认为陈姐说的是真的。我问她有什么依据，她说是直觉。我不可能一点怨言也没有，毕竟每天早晨七点爬起来把可可送到校车站的那个人是我。过了一个多月，陈姐真的回来了，说丈夫是肺癌，想来北京再找医生看看。邢蕾帮忙联系了一个专家，结论和地方医院差不多，她丈夫在北京待了几天就回去了。陈姐则继续留在我们家，我总觉得她对我冷淡了许多，可能邢蕾跟她说了我之前的猜测。我也没再问她丈夫后来怎么样了。这会儿听邢蕾跟邓菲菲说，病情突然恶化了，陈姐让她帮忙再找个专家。
“她知道再看也没用，但这份心意还是得尽，别让婆家的人说三道四。”邢蕾说。
“有孩子吗？”邓菲菲问。
“两个呢。”邢蕾拨开葱丝，夹了一块鱼。“还是有点老了，我让她八分钟就关火的。”
邓菲菲尝了一下，觉得味道很好。
“你家那个阿姨是哪里人，你也可以教她啊。”邢蕾说。
邓菲菲说她把阿姨辞了，因为父母要来住，不喜欢有个人总在眼前晃。他们将全面接管她的生活，有人洗衣做饭，有人修车交罚单，当然太晚回家也会有人唠叨。
“感觉自己越活越小了，就像回到了高中时代。”她甩了甩头发，“怎么样，我剪的这个学生头？”
“你那时候不是应该染着一头红发，站在台球厅门口抽烟吗？”
“哈哈，没错，看过《罗拉快跑》吗，我那时候就跟里面的女主角一模一样！而且也是个长跑健将！”邓菲菲点了支烟，开始讲自己在学校里如何风光，全市运动会上都拿过第一名，举着奖杯的照片一直贴在校门口的宣传栏里……我想到那个下雨的晚上，站在剧院门口等车的时候，看到对面橱窗里贴着当天话剧的海报，她演的麦克白夫人在最左边，雨水滚过玻璃，像是有只手伸进大蓬裙握住她的身体摇晃。
“要是我能坚持的话，也许能成为一个不错的运动员。可惜人生没法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不行就倒回去再来一遍。”邓菲菲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慢点喝，高中生。”邢蕾说。
邓菲菲指着我：“他高中的时候什么样？也这么深沉吗？”
“他啊，很擅长单手扶把骑自行车。”
“耍酷？”
“跟人打架胳膊骨折了，吊着石膏骑了三个月自行车，后来骑车另外一只手不拿点东西都难受。”
“对方伤得比我严重，鼻梁断了，做了两回手术。”我说。
“没看出来啊，你看上他就因为他会打架？”邓菲菲问邢蕾。
“我的音乐也不错。”我补充道。
邢蕾笑了一声：“你是说吹草笛吗？”
桌上的手机响起来。
邓菲菲说：“肯定是达奇，要是美国画廊把他签了，就让他去买瓶好酒来！”
“不是他。”我拿着手机离开了座位。
制片人在那边叫了好几遍我的名字，问我有没有看到他发的短信。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露娜的戏早就结束了，让她坐上克莱因飞船离开就行了。现在你应该集中精力把最后的大决战写出来，索尔王子才是这个戏的主角！”因为严重超过了交稿期限，他们要求我使用同步在线的文档，这样随时可以看到进度。那边传来按打火机的声音，制片人趁着点烟的时间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大宇，编剧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有偏爱，我完全理解，可这不是写小说，想到哪写到哪……我问你，有谁关心这个露娜的童年？一个角色完成了她的任务，就可以谢幕了，你干吗还非得把她困在这个故事里不可？”
他说再给我最后两天时间，让我向他保证今晚结束露娜的故事，然后挂断了电话。
我换了一张唱片，站在荧光框前等着音乐响起来。我们是否可以把这段等待的时间看作音乐的一部分？任何艺术都有留白，它没法也不需要交给人们事物的全貌。一个故事—我当然不能称这个剧本为艺术，无法容纳一个人的一生。即便我们声称给故事里的某个人物注入了灵魂，那也只能是灵魂的一部分。灵魂，这种据说21克重的东西，如同宇宙一样浩瀚。
中午过后下起了雨。露娜收到来自克莱因飞船的讯息，说火山警报已经拉响，让她在原地不要动，他们会来接她。雨停了，她爬到山坡上，看到远处的峡谷里，有一截正在消失的彩虹。小时候，在那些干燥的日子，她和邻居的孩子用喷水管在阳光底下自己制造彩虹。人类想要的总是比大自然给予的更多。她决定继续往前走。傍晚的时候，她走出了森林，来到一条大河边。她有种直觉，河对岸就是从前的村庄。她不会游泳，就从树上摘了一片叶子吹起草笛，希望远处的船能听到。那是小时候舅舅教的旋律，她以为自己早就忘了。嘴唇划过潮湿的叶片，雀跃的乐符穿过晖光落在平静的河面上……脚下的土地震颤起来，泥巴溅起，她扭过头看去，是大象，不是一只，而是一群，正迈着大步朝她走来……
我回到餐桌边，给自己盛了一碗鱼圆汤。两位女士同时陷入了沉默，好像之前的谈话被我打断了。
“需要我回避吗？”我问。
“不用，”邓菲菲说，“我已经走出来了，现在可以很平静地谈论那些事了。”邢蕾把手放在她的手上，她像是获得了鼓励，鼓起腮吐了一口气：
“演完《麦克白》以后，我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光脚在地板上走来走去，打开水龙头一遍遍洗手，天一黑就点上蜡烛。徐宏当时在上海拍戏，中间回来了几天，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我在客厅里转悠，嘴里嘟嘟囔囔的，听不懂在说什么。他好不容易才把我弄醒，我一睁眼就尖叫起来，跑进卧室锁上了门。后面几天他都是在客厅沙发上睡的，每天半夜我都出来转悠，有一天还跑到阳台上，打开了窗户。徐宏回剧组之前，说服了我跟他去一趟医院，半路上我忽然说不去了，让他马上掉头回家，他不答应，我拉开车门就往下跳，当时车还在高架桥上……你还有烟吗？”
现在我想起来了，他的前夫叫徐宏。她接过烟叼在嘴里，用拇指反复搓动火机上的滑轮，突然蹿起来的火苗差点烧到她的刘海。
“我知道这样下去不行，可是我又什么都做不了……就这么过了半个月，有天下午邢蕾来电话，说路过我家，问我要不要一起吃饭。我说我不想出门，把电话挂了。没多久门铃响了—邢蕾就站在门口。她待到傍晚才走，然后没过两天又来看我了。那段时间真是没少折腾她，我还以为她跟你说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