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百花齐放”的艺术氛围，也体现了成都这座城市开放包容的特性。不管是佛教、道教，还是山水、人物，只要是优秀的艺术作品，都能在大慈寺找到一席之地。
而这些壁画的艺术水准，就连大文豪苏轼都赞不绝口。宋嘉佑元年（1056年），苏轼和弟弟苏辙一起游览大慈寺，在极乐院看到唐代佛画大师卢楞伽的作品时，兄弟二人被深深震撼，忍不住赞叹其“精妙冠世”——意思就是精妙程度天下第一。直到今天，这四个大字还被镌刻在大慈寺门前的照壁上，成为对这座寺院艺术成就的最佳注解。
除了壁画，大慈寺还藏有很多珍贵的铜佛、石佛造像，其中最有名的一尊铜佛，高两丈多，造像庄严。据说每当盛夏时节，人们到这里纳凉，夜深人静时还能听到铜佛脚下有海水的声音。成都民间一直有个传说，说成都其实是一块漂浮在内海上的大陆，大慈寺建在“海眼”之上，这尊铜佛就是用来镇压海眼、防止城市漂移沉浮的“镇宝之佛”，佛背上还刻着“永镇蜀眼李冰制”七个秦篆大字（不过后来专家推测，这尊佛像可能是明清时期铸造的，并非秦代李冰所制）。
可惜的是，这些珍贵的壁画和造像，大多在后来的战乱、火灾中遭到了损毁，没能完整地保存下来。但即便如此，从史料记载和残留的痕迹中，我们依然能想象出当年大慈寺作为艺术宝库的辉煌景象。
四、烟火人间：既是佛门圣地，也是成都的“超级商圈”
很多人以为，古代的寺院都是远离尘嚣、清净无为的，但大慈寺偏偏不一样。它不仅是佛门圣地、艺术宝库，还是唐宋时期成都最繁华的“超级商圈”，充满了浓浓的烟火气息。
唐宋时期的大慈寺，因为规模宏大、地理位置优越（位于成都城中心），再加上是皇家寺院，人流量非常大。久而久之，寺前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集市，有季节性的灯市、花市、蚕市、药市、麻市、七宝市，还有常年热闹的夜市，堪称当时成都的“cbd”。
所谓“蚕市”，就是买卖蚕桑、农具、丝绸的集市，每年春天举行，是当时蜀地最重要的商贸活动之一。大慈寺的蚕市规模特别大，不仅有本地商人，还有来自外地的客商，交易的商品琳琅满目，从蚕种、桑苗到丝绸制品、农具器械，应有尽有。而“灯市”则在元宵节前后，寺内外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花灯，市民们扶老携幼前来赏灯，热闹非凡。
至于夜市，更是大慈寺的一大特色。当时的解玉溪流经寺前，两岸灯火通明，商贩们摆摊叫卖，食客们举杯畅饮，一派繁华景象。宋代文人田况曾写过一首《登大慈寺阁观夜市》，专门描写大慈寺夜市的盛况；《方兴胜览》里也记载了“登大慈寺前云锦楼观锦江夜市”的场景，可见当时的夜市有多受欢迎。这种夜市习俗，从唐宋一直沿袭到近现代，成为成都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集市，大慈寺还是当时成都的“休闲娱乐中心”。寺院里庭院幽深、古木参天，还有清澈的溪流和精致的亭台楼阁，是市民们避暑纳凉、游赏休憩的好去处。晚唐诗人张宾曾在大慈寺借景抒情，写过一首《夏日题老将林亭》：“百战功成翻爱静，侯门渐欲似仙家。墙头细雨垂纤草，水面回风骤落花。井放辘轳闲浸酒，花开鹦鹉报煎茶。”诗里描绘的墙头细草、水面落花，还有浸酒、煎茶的生活场景，生动展现了大慈寺当时的闲情逸趣和优美风光。
更难得的是，大慈寺还是中、韩、日三国佛教学术交流的中心。唐代的无相禅师来自新罗，宋代的道隆禅师则从大慈寺出发，东渡日本传播禅法，受到了日本嵯峨天皇的召见，还被敕赠“大觉禅师”，成为日本有禅师谥号之始，其名望堪比鉴真和尚。来自不同国家的高僧在这里交流佛法、切磋学问，也让大慈寺的文化影响力跨越了国界。
可以说，唐宋时期的大慈寺，早已不是一座单纯的寺院，它更像一个集宗教、艺术、商贸、休闲、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它既有着佛门的清净庄严，又有着人间的烟火繁华，这种“大隐隐于市”的特质，也正是成都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包容并蓄，让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谐共存。
五、屡经兴废：战火与火灾中的涅盘，在现代重生
盛极一时的大慈寺，并没有一直顺风顺水。从明末清初开始，它就逐渐走向了衰落，而导致衰落的原因，主要是战乱和火灾。
明末清初，张献忠率领起义军进入四川，对成都的城市建设和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当时的成都荒芜到什么程度？出城不到十里，就能遇到豺狼虎豹，大慈寺也在这场战乱中遭到了严重损毁，很多殿宇被烧毁，僧众流离失所。再加上后来佛教禅宗内部的斗争，成都北郊的昭觉寺出了丈雪通醉这样的佛界巨子，吸引了大量信众和资源，大慈寺的权威和声望也随之下降。
除了战乱，火灾也成了大慈寺的“天敌”。明宣德十年（1435年），大慈寺毁于一场大火；明末清初的战乱中，它再次被烧毁；到了清代，虽然有过几次重修，但规模已经远不如唐宋时期了。清顺治年间，知府冀应熊重修大慈寺，并题写了“大慈寺”匾额；同治六年（1867年），寺院再次重修，中轴线上建起了山门殿、弥勒殿、观音殿、大雄宝殿、说法堂、藏经楼等建筑，两旁还有客堂、斋堂、禅堂、戒堂等，共占地四十余亩，但比起当年96个院子、8500多间房的规模，已经缩水了太多。
新中国成立后，大慈寺的命运又发生了变化。1958年，因为开辟东风路，寺院的接引殿被拆除；后来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慈寺又遭到了进一步的损毁，很多珍贵的文物、匾额、楹联都流失了。1983年，政府将大慈寺改建为成都市博物馆，寺内的殿宇成为了文物陈列的场所，虽然寺院的功能变了，但至少保留了主体建筑。
直到21世纪初，大慈寺才迎来了真正的“重生”。2003年底，经成都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大慈寺恢复开放筹备小组；2004年4月8日，大慈寺正式对外开放，重新作为佛教活动场所迎接信众和游客；2005年6月25日，大恩大和尚荣膺成都大慈寺中兴第一代方丈，标志着这座千年古刹的宗教功能全面恢复。
如今的大慈寺，虽然规模比不上唐宋鼎盛时期，但依然保留了清代重建的核心建筑。天王殿、观音殿、大雄宝殿、说法堂、藏经楼依次排列在中轴线上，殿宇雄伟壮观，大雄殿和藏经楼还用峡石做柱子，显得格外古朴厚重。寺内古木参天，宝华威严，香火也渐渐旺盛起来。
而最让人惊喜的是，大慈寺周围建起了太古里商圈，现代潮流与千年古刹隔墙相望，形成了独特的景观。每天，既有虔诚的信众来这里烧香礼佛、听经悟道，也有时尚的年轻人来这里打卡拍照、感受历史；既有本地老人在寺内的茶园里喝茶下棋、闲话家常，也有外地游客在红墙下驻足停留、品味成都的慢生活。
这种古今交融的场景，仿佛是大慈寺千年历史的一个缩影：它见证过古代的繁华，也经历过战火的摧残；它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接纳着现代的生活方式。就像成都这座城市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沉淀、不断重生，始终保持着自己独有的气质。
六、写在最后：一座寺，一座城的千年羁绊
从魏晋时期的初建，到玄奘受戒埋下取经的种子；从唐玄宗御赐匾额、无相禅师督建的巅峰，到苏轼盛赞的艺术宝库；从烟火缭绕的超级商圈，到屡经兴废的涅盘重生，大慈寺的1600多年，就像一部浓缩的成都史。
它不是一座孤立的寺院，而是深深融入了成都的城市血脉。它的兴衰，与成都的繁荣与动荡紧密相连；它的文化，也塑造了成都开放包容、闲适宜人的城市品格。唐宋时期，它是成都的宗教中心、艺术中心、商业中心；如今，它依然是成都的文化地标，是连接历史与现代的纽带。
很多人来到成都，会去锦里、宽窄巷子感受市井烟火，会去杜甫草堂、武侯祠追寻文人风骨，却很少有人静下心来，在大慈寺里待上一个下午。其实，想要真正了解成都，大慈寺是绕不开的一站。在这里，你能看到红墙黛瓦与玻璃幕墙的碰撞，能听到梵音袅袅与市井喧嚣的交融，能感受到千年历史的厚重与现代生活的鲜活。
这座“震旦第一丛林”，没有杜甫草堂的诗意，没有武侯祠的肃穆，却有着一种独特的魅力：它既神圣又亲民，既古老又年轻。它就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静静地站在城市中心，见证着成都的变迁，也接纳着每一个前来探寻的人。
如果你下次来成都，逛完太古里，不妨走进大慈寺，在茶园里泡一杯盖碗茶，看看头顶的参天古木，听听远处的梵音钟声。那一刻，你或许会明白：大慈寺之所以能在成都城里矗立千年，不仅因为它有皇家的加持、艺术的瑰宝，更因为它始终与成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始终保持着那份“闹中取静、兼容并蓄”的初心。
而这份初心，正是成都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