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春熙路附近的太古里，一边是潮牌店林立、年轻人打卡拍照的摩登商圈，一边是红墙黛瓦、梵音袅袅的古朴寺院，这两个画风迥异的场景，被一堵墙巧妙隔开，却又和谐共生。这座闹中取静的古寺，就是被誉为“震旦第一丛林”的大慈寺。
很多成都本地人从小就知道它，老一辈还管它叫“太子寺”；外地游客逛太古里时，也总忍不住进去转一圈，感受下穿越千年的宁静。可你知道吗？这座看似普通的寺院，已经在成都城里矗立了1600多年，见证过玄奘取经前的潜心修行，受过唐玄宗的亲笔题匾，藏过“精妙冠世”的唐代壁画，还在战火中多次涅盘重生。
今天就用大白话，跟大家好好聊聊大慈寺的前世今生。从魏晋时期的初建，到唐宋的鼎盛，再到如今的古今交融，这背后藏着的，不仅是一座寺院的兴衰史，更是成都这座城市的文化密码。
一、初露锋芒：魏晋始建，玄奘在这里埋下取经的种子
要聊大慈寺的由来，得从1600多年前的魏晋时期说起。可能有人会觉得，大慈寺是唐玄宗时期才建的，毕竟它最有名的“大圣慈寺”匾额是玄宗御赐的，但其实它的历史要早得多。
根据南宋高僧普济编着的《五灯会元》记载，有个叫宝掌的印度僧人，在魏晋年间东游来到中国，一路南下进入蜀地，想要朝拜普贤菩萨。到了成都之后，他觉得这里风水极好，就在此停留修行，而他停留的地方，就是大慈寺的前身。这么算下来，大慈寺始建于公元3到4世纪之间，比唐王朝建立还要早几百年。
不过，魏晋时期的大慈寺，还只是一座规模不大的普通寺院，名气也仅限于当地。它真正在佛教界崭露头角，还要等到唐代初年，因为一个关键人物的到来——玄奘法师，也就是《西游记》里唐僧的原型。
隋末唐初的时候，天下大乱，长安城里不太平。年仅十几岁的玄奘为了躲避战乱，也为了潜心学习佛法，从长安一路辗转来到了成都。当时的成都因为“扬一益二”的经济地位，不仅富庶安定，还是西南地区的佛教中心，聚集了很多高僧大德。
唐武德元年（618年），玄奘来到大慈寺，师从宝暹、道基、志振等着名法师，学习佛教经论。他天资聪颖又格外刻苦，短短几年时间就精通了各类佛经，还经常在大慈寺、空慧寺等寺院讲经说法，很快就声名远播，成了蜀地佛教界的后起之秀。
真正让玄奘与大慈寺结下不解之缘的，是唐武德五年（622年）的一场受戒仪式。这一年春天，20岁的玄奘在大慈寺律院受了“具足戒”——这是佛教僧侣的最高戒律，受戒之后，就意味着正式成为一名合格的僧人。在大慈寺的这几年，玄奘不仅打下了坚实的佛学基础，还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去天竺（也就是今天的印度）求取真经，弥补当时国内佛经的残缺和歧义。
可以说，大慈寺就是玄奘西天取经的“起点站”。在这里，他积累了知识，坚定了信念。唐贞观元年（627年），玄奘离开成都，取道长安，踏上了那段震烁古今的取经之路。后来玄奘取经归来，成为了汉传佛教的一代宗师，而他曾在大慈寺受戒的经历，也让这座寺院身价倍增，得到了唐王朝的特殊关照。
不过，此时的大慈寺，虽然因为玄奘的缘故有了一定名气，但规模依然有限。它真正的“逆袭”，还要等到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逃到成都之后。
二、巅峰时刻：唐玄宗御赐匾额，新罗太子督建，成“震旦第一丛林”
唐天宝十五年（756年），安禄山率领叛军攻破长安，唐玄宗带着杨贵妃、杨国忠等人仓皇出逃，一路躲到了成都。就在这位落难皇帝心力交瘁、对国事感到绝望的时候，一件事让他深受触动。
当时，成都城里因为躲避战乱的百姓越来越多，很多人无家可归、食不果腹。大慈寺的僧人英干，看到这种惨状，就在街头设了粥厂，每天施粥救济贫困百姓，还带领僧众为国家祈福，希望能早日平定叛乱、恢复太平。这件事被唐玄宗身边的宦官高力士报告给了他，唐玄宗听后十分感动：自己身为皇帝，尚且狼狈逃窜，而一个普通僧人却能心怀百姓、为国分忧。
为了表彰英干的善举，也为了祈求国运昌隆，唐玄宗决定对大慈寺进行改造扩建。他亲笔题写了“大圣慈寺”的匾额，还赏赐了1000亩田地作为寺院的产业，更重要的是，他钦点了一位高僧来亲自督建——无相禅师。
这位无相禅师可不是普通人，他的身份非常特殊：原本是新罗国（也就是今天的韩国）的三太子。因为不想卷入王室内部的纷争，他在唐开元十六年（728年）渡海来到大唐，受到了唐玄宗的召见，后来就一直在蜀地访道修行。唐玄宗之所以选中他，一是因为他佛学造诣深厚，二是因为他懂建筑、有规划能力，更重要的是，他是自己信任的人。
从唐至德二年（757年）开始，大慈寺的扩建工程正式启动。在无相禅师的精心规划下，这座寺院迎来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扩建完成后，大慈寺的规模大到让人震惊：总共拥有96个院子，亭台楼阁、塔厅房廊加起来有8524间，僧众更是达到了2万余人。
这个规模是什么概念？我们可以做个对比：当时长安城里最有名的大慈恩寺（就是玄奘取经归来后译经的地方），也只有10多个院子、1897间房，僧众不过300人。相比之下，大慈寺的规模简直是“巨无霸”级别。极盛时期，它的范围北到今天的武城大街，南抵镋钯街（据说当年是武僧放兵器的地方），西至红星路二、三段，东临府河，几乎占据了成都东城的小半部分。
因为是唐玄宗御赐匾额、亲自下令扩建的，大慈寺也从一座普通寺院，一跃成为了“皇家寺院”，地位尊崇无比。更幸运的是，几十年后唐武宗时期发生“会昌灭佛”，全国范围内大量寺庙被拆毁、僧尼被强制还俗，而大慈寺因为有唐玄宗的题额，属于“皇家重点保护单位”，得以幸免于难，成为当时成都唯一保存下来的佛寺，也是蜀中规模最大的佛寺。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大慈寺有了“震旦第一丛林”的美誉。“震旦”是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丛林”则是对大规模寺院的统称，这个称号意味着，大慈寺已经成为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寺院之一。
而那位督建大慈寺的无相禅师，也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归宿。公元762年，他在大慈寺坐化圆寂，用一生见证了这座寺院的崛起。成都人后来把大慈寺叫做“太子寺”，一方面是因为“大”和“太”、“慈”和“子”发音相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纪念这位来自新罗的“太子禅师”。
三、艺术宝库：上千幅唐画藏寺中，苏轼都赞“精妙冠世”
如果说宏大的规模让大慈寺“形”成了，那么灿烂的艺术成就，则让它“神”立了起来。大慈寺之所以能在千百年后依然被人推崇，不仅仅因为它是皇家寺院，更因为它曾是一座熠熠生辉的艺术宝库，尤其是那些堪称绝品的壁画。
为什么大慈寺的壁画会这么出名？这还要归功于“二帝入蜀”带来的文化红利。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期间，唐玄宗、唐僖宗先后逃到成都，很多宫廷画师、文人墨客也跟着来到蜀地避难。成都当时富庶安定，又有大慈寺这样的皇家寺院作为依托，自然就成了这些艺术家的聚集地，绘画之风也随之大盛。
从唐代到宋代的300多年里，上百名全国知名的画家、书法家来到大慈寺，在寺院的墙壁上留下了自己的作品。这些画师里，既有画圣吴道子这样的顶级大师（他在大慈寺留下了10多幅亲笔作品），也有卢楞伽、赵公佑、范琼等一批着名佛画大师，堪称“群星荟萃”。
根据宋代成都路转运使李之纯撰写的《大圣慈寺画记》记载，大慈寺的壁画数量多到惊人：光是诸佛如来像就有1215幅，菩萨像幅，帝释、梵王像68幅，罗汉、祖僧像1785幅，天王、明王、大神将像262幅，还有158幅佛会经验变相图，至于那些雕塑作品还没算在内。这些壁画覆盖了96个院子的8500多间房屋，走进大慈寺，就像走进了一座巨大的唐代艺术博物馆。
更难得的是，这些壁画的题材非常丰富，不局限于佛教。除了常见的佛、菩萨、罗汉像，还有道教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画像，有李昇、杜措等大师绘制的山水画、竹石画，甚至还有帝王将相、名士百姓的肖像画。比如唐代山水名画家李昇，就曾在大慈寺真堂里画了汉州三学山图、彭州至德山图，把蜀地的山水风光搬进了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