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华为迎接小瑾瑜的到来做了不少的准备，他打算白天小侄女可以放到基地内的幼儿园，放学了他又拜托一位随军家属接到其家中吃饭，等到他工作完成了，再去接小孩回到自己的家中睡觉。李振华用心布置了一个小孩房，买了不少漂亮的小衣服、小裙子，还搞了一些奶粉为小侄女补补身体。
李振华想的太简单了，带小孩可真心不容易。第一天晚上小瑾瑜换了新环境夜晚惊醒大哭，李振华手忙脚乱的安抚，想尽各种方法也止不住小孩啼哭，他只得抱着她不停的晃悠才好些。李振华以为孩子睡着了，刚刚放到床上又惊醒了哭了起来。几次三番后，他只能抱着小瑾瑜晃荡了一夜。清晨小瑾瑜醒来时，李振华双手都麻了。好在小瑾瑜醒来还是很乖的，要不然他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李振华准备了丰盛的早餐，小瑾瑜也吃的很开心，饭后，李振华顺利地带着小侄女去了幼儿园，当小孩进入幼儿园的那一刻，他才长长舒了一口气。李振华感觉，带小孩比在军营里摸爬滚打也不遑多让。
小瑾瑜闹腾了四五天，总算适应了。李振华脱了一层皮，黑眼圈都出来了。他坚持着，自己答应了熊二哥夫妇照顾小瑾瑜就要做到。带小侄女的过程中，他也感受了小孩的可爱，小瑾瑜对他越来越亲近，那种感觉不能用语言来形容，这段时间也是李振华自参军以来的最悠闲时段。随着小瑾瑜的到来，李振华晚上都会尽早回家，他可受不了小瑾瑜奶声奶气埋怨他：三叔，你咋这会儿才回来啊！你都不陪俺玩，下次俺不理你了。小丫头一口山东腔，把李振华的心都萌化了。他经常晚上带小丫头在基地里散步，那些随军的小嫂子们都夸赞其带小孩有模有样。
鄂豫皖最新战情通报发到了李振华手中，我军与国军打的有声有色。铜柏山、大别山根据地还牢牢控制在我军手中，我军的回旋余地比李振华记忆中的状况大了许多，两根据地部队通力合作，国军想制服我军不是那么容易。鄂豫皖坚持的越久，牵制的国军越多，对我军其它地区的根据地发展就越有利。李振华也没什么好的的建议，我军是打山地游击战出身，个个都是把好手。只要国军敢轻敌冒进，我军不介意给他们一个教训。国军打呆伏，稳扎稳打，我军有火箭筒、火箭炮、山炮等重武器，封锁线不是那么容易能困住我军，现在就看两军谁能坚持的更久了。
劳工赔偿的问题也取得了一些进展，部分日本企业在驻日军主导的劳工调查组压力下选择了庭外和解。在劳工调查组的要求下，这些企业就强制使用中国劳工问题公开登报道歉，交出直接虐待中国劳工的监工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日本企业支付了中国劳工的拖欠的工资，生存保障金，死亡劳工的抚恤金，赔偿费用一部分以现金的形式发放，一部分以企业的设备、股份抵扣。李振华采取了变通的方式，没有让国府赔偿委员会统一追偿，以后的变数太大。他以香港联合行的名义收购这些公司的设备、股权，中国劳工拿到的都是美元形式的现金。死亡中国劳工的赔偿李振华委托了中国红十字会或侨务机构发放，确保资金直达其家属。
联合行旗下的青霉素厂、香烟厂、化肥厂、被服厂已经顺利投产，特别是青霉素厂、香烟厂给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选择性收购日本企业的设备、股权还是不成问题的。联合行收购股权并未引起日本公司的反感，他们反而积极请求联合行收购更多的股份以获得宝贵的资金，联合行丰沛的现金流以及驻日军背景让日本企业趋之若鹜。商业无国界，商人以赚取利润为目标，趋利避害是商人的本性，因此这种事不必觉得奇怪。李振华就更不能客气了，他指导联合行收购了不少有潜力日本公司的股权，并参与到了企业的管理之中。
对于那些死硬达不成协议的日本企业，李振华也不客气，一一将这些企业都告上了法庭，并以谋杀罪起诉企业负责人。有盗取中国资源的日本企业，李振华提醒国府赔偿委员会及时提出赔偿要求。他咨询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代表团，在代表团的建议下，组建了一个包含中、美、日三国律师的庞大律师团，以应对接下来的法律战。
绝大多数的中国劳工被李振华留在了日本，一些安排在联合行工厂上班，一些从事与基地有关的辅助工作，侨务机构也应李振华所请安排了一些人从事小商小贩或体力劳动。加上强制日本政府出的生存保障费，劳工们的生活不会比在国内差。日本政府在驻日军的压力下不得不为受伤残疾的劳工提供医疗服务和生活保障。劳工们都是原告，李振华还指望他们给日本政府形成压力。如果都走了，官司打起来没苦主就成笑话了。李振华承诺二年内帮他们拿到赔偿，之后去留由他们自主决定。有驻日军撑腰，中国劳工生活和安全都有保障，情绪都非常稳定。一批又一批的劳工陆续拿到赔偿金，让剩下的劳工都相信驻日军会为他们讨回公道。
遇难中国劳工的遗体也都被挖掘收殓了起来，集中在多个地点存放，驻日军派出小分队进行保护。这些遗体都未火化，劳工的遗体、骨架上满是生前受虐的痕迹，这是控诉日本人奴役中国劳工的铁证。在没有得到赔偿之前，日本政府不要指望驻日军会轻易把这些遗体送回中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李振华不介意驻日军抬上遗体到日本政府机构和相关企业示威。
在日本强制劳工以韩国籍最多，滞留在日本的约170万韩国人。盟军接管日本后，组织了系统性的遣返行动，韩国劳工在没有得到任何补偿的情况下就被安排乘船回国。朝国劳工羡慕中国劳工有驻日军撑腰。在日本大韩民国国民团“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等组织领导人多次拜访驻日军寻求支持，但驻日军能力有限，只能给予一些有限度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