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深秋，上海郊区的旧厂房里飘着松香水的味道。
林栋博站在生产线头，看着机械臂将最后一块电池嵌入机身，银色的外壳在灯下泛着冷光——这是第1000台“东方明珠”手机。
“栋博，你看这误差！”
汪小姐举着游标卡尺跑过来，镜片后的眼睛亮得惊人。
“外壳弧度偏差控制在0.2毫米以内，比设计标准还严！”
林栋博接过手机，指尖抚过侧面的防滑凹槽——李彤彤画了十七遍的设计稿，最终定版时特意加宽了0.5毫米，
“她说要让老人也能稳稳握住”。
此刻凹槽里还沾着细微的塑料屑，他吹了吹，忽然听见身后传来抽气声。
李彤彤提着饭盒站在车间门口，手里的铝制饭盒“哐当”掉在地上。
红烧肉的香气混着机油味漫开来，她却直勾勾盯着传送带上的手机，眼泪毫无预兆地涌出来。
“它们……它们真的像列队的士兵。”
那天傍晚，爷叔带着搪瓷缸子来车间“视察”，看见工人们围着刚下线的手机欢呼，忽然红了眼眶。
他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民国时的手摇电话机，铜制的听筒上刻着模糊的“上海制造”。
“当年这玩意儿，全上海不超过五十台。”
他把两台机器并排放在桌上。
“现在咱一天就能造三百台，还是能揣在兜里的！”
阿宝抱着台摄像机挤进来，镜头对着手机屏幕上跳动的信号格。
“哥，电视台明天来拍专题片，咱得说点洋气的！比如‘引领数字通信新时代’！”
“就说大实话。”
林栋博拿起手机拨通李彤彤的号码，听筒里传来她在设计院的笑声。
“告诉他们，这手机能让上海到北京的距离，变成一串拨号音。”
上市前三天，南京路的百货大楼前就排起了长队。
穿军大衣的老头揣着存折，戴眼镜的技术员捧着电路图，连隔壁弄堂的阿婆都拎着竹篮，说要给在美国的孙子抢台“中国造”。
林栋博凌晨五点就去了现场，看见队尾举着“转让名额”纸牌的黄牛，忽然想起当年装固定电话托关系的日子。
“爷叔，咱得限购。”
他拽着刚赶来的爷叔往办公室走，
“每人买一台，多出来的投放到外地供销社。”
柜台后的玻璃柜里，十台手机像陈列的珠宝。
李彤彤设计的展示架是弧形的，嵌着小灯珠，按下按键时会亮起暖黄的光——“像给手机搭了个小舞台”，她昨夜还在反复调试灯光角度。
八点整，卷帘门“哗啦”升起。
第一个冲进来的是中科院的王教授，手抖着从布袋里掏出一沓定额存单。
“我要两台！一台给所里，一台……给在美国的师弟，让他看看咱的技术！”
汪小姐站在柜台侧，帮着核对身份证信息。
有个穿中山装的老人颤巍巍递过工作证，上面印着“上海无线电三厂”，照片里的青年眼神和此刻的汪小姐如出一辙。
“我等这台手机等了四十年。”
老人摸着机身上的“上海制造”刻字，“当年参与研发模拟电话，总想着啥时候能让中国人用上自己的数字机。”
傍晚盘点时，账本上的红色印章盖到了最后一页。阿宝举着计算器嚷嚷。
“一天卖了87台！收银台的铁匣子都装不下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