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的秋天，北京西郊的军区大院里，法国梧桐的叶子开始泛黄。
下午两点，本该在学校上数学课的顾一野，却出现在了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后窗下。他熟练地踩上墙边那摞废砖，双手一撑，利落地翻进了开着的气窗，像只敏捷的猫。
落地无声。
图书管理员赵老师从报纸上抬起头，扶了扶老花镜，看见是他，只是无奈地摇摇头，又低下头去。这个军区大院来的小子，每隔几周就会这样出现一次，规律得像个逃课闹钟。
顾一野拍了拍裤腿上的灰，径直走向外文阅览区最里排。那里有他惦记了半个月的“宝藏”，一本绿色布面精装的英文原版《东方快车谋杀案》。这是他母亲，清华物理系最年轻的副教授林静书，上周随口提过的“图书馆新到的书”。
“一野要是看了中文译本觉得不过瘾，可以来试试原版。”母亲说这话时，正在批改作业，头也没抬。
对十四岁的顾一野来说，这不是建议，是挑战。
他抽出那本厚重的书，找到靠窗的老位置坐下。秋日的阳光透过高窗，在深红色阅览桌上切出斜斜的光斑。他翻开书页，油墨与旧纸张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那是他从小最熟悉的味道，母亲的书房、姥姥家的阁楼，到处都是这种气味。
他的阅读速度极快。这得益于从小的双语环境：母亲从他会说话起就用中英文交替与他对话；姥姥姥爷都是清华外语系的教授，暑假里总有一半时间泡在他们家，用法语读诗，用英语讲莎士比亚；父亲虽然常年在部队，但每次回家，也会用英语考他军事术语。
大院里的孩子都觉得顾一野“怪”。
别人弹玻璃球、滚铁环时，他蹲在槐树下看蚂蚁搬家，一看能看一小时；别人嚷嚷着要去什刹海滑冰，他却宁愿窝在家属院的锅炉房后面，用粉笔在墙上写满看不懂的英文公式；他学习成绩永远年级第一，但逃课记录也高居榜首——不是为了玩，而是为了去“他觉得更有意思的地方”：自然博物馆看恐龙骨架、天文馆看星空演示、或者像今天这样，翻进清华图书馆。
“顾一野，你又来了。”
声音从头顶传来。顾一野抬起头，看见图书馆赵老师站在桌前，手里端着搪瓷缸子。
“赵老师好。”他咧嘴一笑，露出两颗尖尖的虎牙，那笑容干净又狡黠，让人生不起气来。
“今天逃的什么课？”
“物理。讲杠杆原理，我昨晚看您这儿借的《大众物理学》已经懂了。”顾一野合上书，手指还夹在刚才读到的页码，“而且王老师讲得没我妈好。”
赵老师被他的直白逗笑了，在他对面坐下：“你妈知道你又逃课吗？”
“应该猜得到。”顾一野眨眨眼，“但她从不在图书馆抓我。她说，如果是为了来这儿，可以‘酌情处理’。”
这倒是实话，林静书对儿子的教育，在大院里是出了名的“特别”。她从不要求顾一野必须考多少分，却要求他每周必须读一本“课本之外”的书；她不反对他逃课，但要求他每次逃课后必须提交一份“逃课报告”，说明去哪儿了、学到了什么、值不值得；她甚至允许儿子在考试交卷后提前离场——“既然做完了，为什么还要坐在那里装模作样？”
这种教育方式，让顾一野的父亲很是头疼。这位军人，带兵是雷厉风行，管儿子却常常束手无策——每次他想摆出严父的架势，不是被妻子温和地拦下，就是被自家老爷子，也就是顾一野的爷爷，一位已经离休的老干部，用“孩子要因材施教”给挡回去。
“你爸这个月在家吗？”赵老师问。
“不在，去演习了。”顾一野说，“下个月才回来。”
“所以你就可劲儿‘自由’了？”
“赵老师，”少年忽然正色，那双遗传自母亲的、过分明亮的眼睛看过来，“我不是瞎玩。我算过了，这学期一共逃课七次，其中五次来图书馆，一次去天文馆，一次发烧在家。逃课期间自学的内容，包括微积分基础、英文原版小说三本、天体物理入门，还有法语的初级语法。如果按学校进度，这些要到高中甚至大学才接触。”
他说得条理清晰，语气平静，带着一种超越年龄的笃定。
赵老师怔了怔，忽然理解了为什么林静书会那样教育儿子，这孩子根本就不是普通孩子能框得住的。
“那你今天读的这本，看得懂吗？”赵老师指了指《东方快车谋杀案》。
“有些法律术语不太明白，但情节能跟上。”顾一野翻开书，指着一段，“这里，波洛在分析证词矛盾点，逻辑很精彩。不过翻译成中文时，有些双关语的味道丢了。原文这里……”他轻声念出一段英文，发音标准，节奏流畅。
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
就在这时，图书馆的门被推开了。一个梳两条麻花辫的女生急匆匆走进来，看见顾一野，眼睛一亮：“果然在这儿！顾一野，你班主任找到家属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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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一野叹了口气，合上书，小心翼翼地放回原处。动作从容，丝毫没有被“抓包”的慌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