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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3章 县里抢人抢红了眼(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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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证是一张油印的纸,巴掌大,红章盖在右下角,边角在火车上磨软了。

陈卫东把它跟毕业证、粮食关系转移证、户口迁移证摞在一块儿,用一块蓝布包上,压在木箱最上头。蓝布是他娘从旧褂子上剪的,四角对折,压得平平整整。

正月初六,天黑透了,队部屋里生了火盆。炭火烧得发白,屋角一股烟味,烤火的人把棉袄前襟敞着,后襟还裹得紧。长凳坐满了人,后头来的靠墙蹲着。

赵满仓把烟袋在鞋底上磕了两下:“卫东初八进城。今儿把话交清,省得往后扯皮。”

陈卫东站起来,把一串钥匙放在桌上。钥匙三把,一把开加工房挂锁,一把开工具柜,一把开料棚。他又从怀里掏出一个本子,放在钥匙旁边。本子皮是牛皮纸的,角上磨得起毛。

“加工房交春桃姐和满仓叔。”他说,“本子上三笔账,备件还剩皮带三条,刀片六副,剥谷三副,打粉三副,哪副磨到啥程度,本子上画着呢。”

“保养就三条:皮带松了紧,刀片钝了磨,螺丝松了紧。一个月查一回,查完记一笔,谁查的签谁的名。”

后生二顺举了举手:“叔,机器卡了咋办?”

“先断料,再停机,别使劲摇。”陈卫东说,“鼓捣摇一下,齿就崩。崩一个齿,一副刀片就废了,一副刀片两块钱。”

“两块钱。”二顺念了一遍,把两根手指缩回去了,周围有人笑他。

赵满仓把烟袋锅在桌上敲了敲:“卫东,你去县里,咱队里就有了的脸面。你在县里站住脚,队里在乡里就有人说话。”

陈卫东说,“队里的事,我按月回来看。账要细,机器要勤擦。”

“你这话,我听了四年了。”赵满仓说。

“听了四年,还得听。”陈卫东说。

第二天清早,李春桃在院坝边上等他,递过来一个蓝布包。布包不大,扎得紧紧的。

“两双鞋垫,一包炒黄豆,一罐糖。”她说,“县里食堂不比家里,饿了垫一口。”

“鞋垫我收下。”陈卫东把布包接过来,捏了捏,“炒黄豆也收下。糖你留着,给娃们。”

“糖是给你路上吃的。”

“路上吃不了这么多。”

“吃不了,放着。”李春桃说,“放着也是甜的。”

“图纸你收着。”

“收着。一张没丢,也没让外人抄。”

“有事直接来县里找我。”

“嗯。”她说完,站着没动,手在围裙上按了按。

周桂兰从屋里出来,手里捏着一支钢笔。笔杆掉漆,露出底下的黑胶木,笔尖磨圆了,但能看出来是金尖的。

她说:“你爹当年记工分就用这支,你带去。”

陈卫东接过来,指头在笔杆上抹了一下,把笔揣进上衣口袋,把扣子扣上。

正月初八,天没亮,他推着自行车出了村。铺盖卷绑在后座,木箱绑在前梁,梁师傅那套旧工具挂在车把上,一路叮当。四十里土路冻得硬邦邦,车轱辘碾过去,咯噔咯噔,链条在飞轮上响。骑到县城,日头已经过了头顶,棉袄里头的汗把衬衫溻透了。

县工业局在县委大院东边一排,门口一块木牌,白漆写的字,右下角掉了一块,露出木头本色。人事科屋里,一个小年轻趴在桌上抄表,钢笔帽咬在嘴里。抬头看见他,接过报到证看了半天,忽然站起来,椅子在地上刮了一响,人已经跑出门了。

“局长!局长!人来了!”

秦局长从隔壁出来,五十来岁,中山装洗得发白,袖口磨出毛边,手里还捏着半截铅笔。他接过报到证,正着看,反着看,又抬头看人,忽然伸手,把陈卫东的手握住,握得手骨发疼。

“陈卫东?可把你盼回来了!”

“信上只说年前回来,年三十还是年初一?我们哪知道你哪天到。”秦局长把人往屋里让,“派人去接,怕跑空;不派人,又怕你一个人扛着箱子走四十里。县里为这个事,开了两回会。”

搪瓷缸子递过来,水是温的,缸子上印着“劳动模范”四个红字,红字掉了一大半。

“县里等了你半年。”秦局长说,“从去年秋里就等。地区农机公司来调过样机,省里也来人看过。县里开会,书记一开口就是‘我们县那个大学生’。你倒好,一封信,四个字,年前回来。”

“生产队里的事,得交清。”陈卫东说。

“这回交清了?”

“交清了。”

秦局长点点头,把报到证放在桌上,手掌在上头按了按,像怕它跑了。他抓起电话,摇把摇了两圈:“接县委,找钟书记。人到了,就在我这儿。”

不到一袋烟工夫,外头传来自行车铃铛响。钟书记进门,个子不高,棉大衣的领子竖着,嗓门大,一进门就问:“哪个是陈卫东?”

“我。”

钟书记上下打量他,看了半晌:“年轻。比照片上年轻。”

“照片是去年照的。”陈卫东说。

钟书记笑了一声,在椅子上坐下,手在膝盖上一拍:“去年省里开农机会,我带了你们队那台剥谷机的照片。我讲了半个钟头。省农机局一个处长问我,这机器是哪个厂出的?我说,是我们县一个大学生自己造的。”

“人家笑还没毕业的大学生就能造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