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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命九州各国守护与地头，按一反田地，出筑石一寸之比例，摊派劳役。
在东起箱崎，西至今津的二十余里海岸线上，耗费五年的光阴，用巨大的玄武岩与花岗岩垒砌起了一道高逾一丈，底宽一丈，面海一侧呈陡峭垂直状的万里石墙。
这道石墙，史称元寇防垒或石筑地。
至第二次弘安之役爆发，蒙古第二次征日，，元军十四万大军乘四千余艘战船抵达博多湾，却被这道横亘在沙滩与松林之间的坚固石墙，给死死挡在海面之上。
镇西奉行少贰经资，筑前守护少贰景资，肥后御家人竹崎季长，萨摩岛津久经等九州武士首领，依托石墙居高临下放箭死守，并乘舟夜袭元军大船，苦战两月。
终于等到八月朔日那场席卷博多湾，将元军舰队彻底撕碎的台风，保住了镰仓幕府的国祚。
而那场将元军摧毁的台风，更是被日本人称之为“神风”，自认为他们是被神明保佑之国。
岁月流转两百余年，当年染满蒙古，高丽与九州武士鲜血的元寇防垒，大半已被海沙与茂密的防风的黑松林所掩埋。
在大内义隆与大友义鉴瓜分管辖的鼎盛时期，博多分为北部的“息滨”与南部的“那珂古町”，常住人口已达三万余人，户数超过六千户。
博多港由神屋寿祯、岛井宗叱、末次兴善等十二名豪商组成的“十二年行司”，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商业自治，堪与畿内的堺港分庭抗礼。
室町时代以来，博多因掌握对明勘合贸易与对朝贸易之利，彻底沦为了周防大内氏，丰后大友氏与筑前少贰氏三家反复争夺的血腥绞肉场。
即便是在大内义隆统治的全盛时期，博多虽然富庶，拥有袖之凑与那珂川东西两大港区，人口约在三万五千人左右，但城内却长期处于一种畸形的割裂状态。
大内家的代官驻扎在博多西侧的冷泉津，而大友家的商业据点盘踞在东侧的息滨。
而各大寺院：如圣福寺、承天寺、栉田神社，与座商垄断同业行会，更是利用宗教特权，牢牢把控着油、盐、酒、麻布、铁器的专卖权，并放着年利高达五成乃至翻倍的祠堂钱（寺院高利贷），将底层手工业者与商贩敲骨吸髓。
大内与大友两家对博多的统治，本质上仍是竭泽而渔的治理模式。
而且一旦大内与大友两家交恶，博多町便会沦为战场，繁华的街市往往在一夜之间化为焦土。
然而，自天文十二年山名义光以雷霆万钧之势鲸吞筑前，并在博多湾西侧的福崎丘陵，大兴土木营建宏伟的新本城“福冈城”以来，短短四年光景，博多的面貌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剧变。
短短四年光景，在山名家铁腕而又极具前瞻性的治理下，博多与福冈城下町连成一片，常住人口已突破七万五千人，而流动商旅与水手，更是终年保持在两万以上。
原本隔绝息滨与古町的防御濠沟被填平，取而代之的是宽达约六米，全部铺设了碎石与青石板的十条纵横大道，史称“博多十路”。
而博多之所以能有如此的繁华，全赖山名义光颁布的《博多津兴隆十二条》，以及山名家内务奉行弥太郎那近乎妖孽般的经济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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