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成。钟鼓长鸣，礼乐再奏。一份誊抄在特制黄绢上的宪章正本，被郑重地存入宫中特制的“宪匮”之中，与传国玉玺、皇室谱牒并列，象征着其“根本大法”的地位。另有多份副本，加盖皇帝玉玺，发往各道、州、府，及朝廷各主要衙署，昭告天下。
然而，颁布是一回事，如何施行，是另一回事。如此前所未有、牵涉广泛的宪章，若想一步到位，全面推行，必然阻力重重，甚至可能引发混乱。对此，无论是力挺宪章的女帝和狄仁杰等人，还是心存疑虑的太子和反对派，都有清醒的认识。
因此，在颁布大典后不久，一道由皇帝、太子联合用印，政事堂副署的诏令下发，明确了《大周盛世宪章》的“试行”方案：
“《大周盛世宪章》，乃固本培元、垂范万世之制。然法贵乎行，尤贵乎稳。着即日起，宪章暂于以下范围试行，积累经验，徐图推广：
一、于尚书省六部之中，择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刑部（司法复核、狱讼管理）为首批试行之司。凡涉及新增赋税调整、重大工程预决算、超出常例之国库支出，需由户部会同相关衙署，依宪章所定‘重大事宜’之议事精神，拟定详案，经政事堂（注：此时仍为旧称，但已开始向‘政事阁’过渡）集议后，方可呈报御前裁决。刑部复核天下重案、疑案，需严格依律，记录复核理由及过程，以备查考。此二部行事，当以宪章‘律法为至高’、‘明权责’之精神为圭臬。
二、于东都洛阳、西京长安、扬州、益州、广州等五大都邑，及河南、河北、江南、剑南、岭南五道首州，试行‘臣民权利’相关条款。州县官吏，需熟稔宪章中关于民产、诉讼、人身之规，处理相关事宜，当以宪章精神为参照，严禁擅权枉法，侵渔百姓。朝廷将遣风宪之官，巡察督导。
三、政事堂日常议事，自即日起，参照宪章中‘政事阁’之议事规程试行。凡涉及前述‘重大事宜’，需有详实议政记录，列明各方意见及理由，随奏章一并呈报。首席宰相（由狄仁杰暂领）负总责。
四、太子监国理政，处理日常政务，需遵循宪章精神及试行规程。重大决策，需报朕知。
五、试行期暂定三载。期内，政事堂需汇总各方情状，每岁具本奏闻。三载期满，视施行效果，再议是否修订推广，或为永制。”
这份诏令，体现了典型的渐进式改革思路。选择户部和刑部，是因为户部关乎钱粮，最易滋生贪腐、也最需规范程序；刑部关乎司法公正，是“律法为至高”理念的核心体现。选择五大都城和五道首州试行，是因为这些地方政务繁剧、代表性最强，且处于朝廷直接监控之下。在东宫和政事堂参照试行，则是为了培养未来君主和最高行政中枢的习惯。试行期三年，则留下了观察、调整甚至叫停的回旋余地。
诏令一下，朝野反应不一。支持者认为这是务实之举，是宪章从理念走向实践的关键一步，虽不尽如人意（如未全面推行），但毕竟开了头。反对者则暗自松了口气，认为试行范围有限，且有三年的缓冲期，变数犹存，未必没有转圜甚至中止的可能。更多的人则在观望，看这部被皇帝捧得如此之高、被赋予“永固之基”期望的宪章，在现实土壤中，究竟能长出什么样的果实。
试行伊始，波澜不惊，却又暗流潜藏。
在户部，当一份关于增加江南某道丝绢赋税以充实洛阳常平仓的议案，被要求必须附带详尽的民情调查、税负影响评估、以及至少两种备选方案，并需经政事堂相关宰相及户部、工部堂官联席商议形成记录时，经办官吏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繁琐和压力。但与此同时，那种随意加征、程序模糊的空间，似乎也被压缩了。
在刑部，一份来自地方、请求核准对某豪强处以极刑的卷宗，被刑部司官员以“证据链有瑕疵，口供取得方式存疑”为由驳回重审，并明确援引了宪章中关于“重证据、慎刑狱”的精神（尽管宪章原文并无如此具体表述，但精神被引申了）。地方官员接到驳文，既感恼火，又不得不更加谨慎。
在洛阳县衙，一桩普通的田宅纠纷，原告在公堂上竟敢引用宪章中“民产受护”的原则，要求县尊“依法公断”，让习惯了“父母官”威仪的县令颇感诧异，却也下意识地更加仔细审阅案卷。
在东宫，太子李显批阅奏章时，开始习惯性地思考：这件事，是否属于“重大事宜”？是否需要召相关官员“议一议”？是否需要留下“记录”？他感到了一种无形的约束，但同时也隐约觉得，这种按“规矩”办事的方式，似乎能让他避开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风险。至少，当母帝问起时，他可以拿出“依宪章精神，经商议”的记录。
而在政事堂，狄仁杰、宋璟主持的会议，开始有了固定的议程、发言顺序和记录人员。虽然最初大家都不太习惯，争吵依然激烈，但至少，每个人的意见、反对的理由，都被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狄仁杰看着那渐渐增厚的“议政纪要”，疲惫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欣慰。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宪章的真正实，将面临无数习惯的阻力、利益的博弈和理解的偏差。但种子已经播下，并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心翼翼地、试探性地发出了第一缕稚嫩的幼芽。未来能否长成参天大树，取决于阳光雨露，也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耐心和智慧，去呵护、去修剪、去抵御风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