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焕似乎还想问什么，但老人说：“我累了。”
记录进行到第十天，张砚已经习惯了这种节奏。每天一个时辰，听老人讲那些破碎的往事。有些事他反复讲，每次细节都略有出入；有些事只提过一次，就再没说过。
吴良每晚来收记录，把三份并排摊开，用朱笔在上面勾画。勾的是那些重复出现的细节，画圈的是前后矛盾的地方。
“他在试探我们。”有天晚上交记录时，吴良忽然说。
张砚一愣。
“有些事，他第一次说一个样，第二次说又一个样。”吴良指着纸上两处画圈的地方，“他在看我们记不记得，会不会纠正他。他想知道，我们到底知道多少标准答案。”
“那……我们要纠正吗？”
“不用。”吴良合上册子，“让他说。说错的，说对的，都记下来。我们要的，就是这些偏差。”
又过了几天，张砚开始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
老人说话时，会有一些固定的小动作——说到紧张处，右手食指会不自觉地敲膝盖；回忆童年时，眼神会往左上方瞟；提到“父皇”时，声音会突然低下去，然后清清嗓子。
这些，张砚都记下来了。
有天傍晚，吴良收记录时，特意指着张砚记的那条“右手食指敲膝盖”：“这个频率，你数了吗？”
张砚摇头。
“明天数数。”吴良说，“每秒敲几下，敲几下停，停多久。都记下来。”
那天夜里，张砚梦见自己在数数。一、二、三、四……数手指敲击的次数，数到后来，那些数字变成了一个个小人，排着队从他面前走过，每个人都长着和老人一样的脸。
他惊醒过来，一身冷汗。
十月十五，月圆夜。摹形司安静得反常，连风声都听不见。
子时前后，张砚被一声惨叫惊醒。
声音是从西厢传来的。短促，凄厉，像野兽临死前的哀嚎。
他翻身下床，披衣出门。院里月光很亮，照得地上像铺了一层霜。西厢门关着，但窗纸透出晃动的灯光。
他走近，听见里头有人在说话。
是吴良的声音，很轻，但字字清晰：“……疼吗？疼就记住这疼。记住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要去哪儿。你是朱慈焕，崇祯第三子，甲申年出宫，流亡四十年……”
然后是老人压抑的呜咽声。
“说！”吴良的声音陡然严厉，“你是谁？”
“……朱……朱慈焕……”
“大声点！”
“朱慈焕！我是朱慈焕！”老人几乎是嘶喊出来。
接着是一阵窸窣声，像在翻动什么东西。吴良的声音又恢复了平静：“好。今天就到这儿。睡吧，明天继续。”
灯灭了。
张砚站在月光里，手脚冰凉。
第二天早上，老人看起来没什么异常。只是眼圈更黑了，说话时声音有点哑。轮到张砚记录时，他忽然说：“张先生，你记这些，有用吗？”
张砚笔尖一顿。
“我是说，记下来，然后呢？”老人看着他，眼神空洞，“把我说的这些，拿去教给别人？教给那些……泡在缸里的人？”
张砚后背的汗毛竖了起来。他怎么会知道药缸的事？
“我不懂您在说什么。”他尽量让声音平静。
老人笑了，笑容惨淡。“不懂也好。懂了，就睡不着觉了。”
那天下午，吴良把张砚单独叫到正屋。桌上摊着这半个月的所有记录，按日期排得整整齐齐。
“看出规律了吗？”吴良问。
张砚仔细看。最初几天的记录，细节多，但零散；中间的，开始出现重复的段落；最近几天的，越来越规整，像在慢慢收拢成几个固定的“故事模块”。
“他在……成型？”张砚试探着说。
“对。”吴良用手指划过那些记录，“他在被校准。用他自己的记忆，用我们之前收集的那些口供，用所有能用的材料，一点点打磨，修整。最后会得到一个……尺子。”
“尺子……”
“一把尺子。”吴良抬眼看他，“一把活的尺子。以后所有‘朱三太子’，都得用这把尺子量。量长相，量口音，量记忆，量所有能被量化的东西。”
张砚看着桌上那些纸。每一张都记录着一个人的破碎人生，现在这些碎片正在被拼凑、修剪、打磨，变成一件工具。
“那他……本人呢？”他听见自己问。
吴良沉默了很久。
“张砚。”他说，“在这里，没有本人。只有样本和尺子。他是后者，是幸运的。”
幸运吗？张砚想起那声夜半惨叫。
十月廿八，记录进行到第三十天。早上吴良宣布，今天结束。
老人似乎预感到了什么。轮到他说话时，他坐在床上，看着窗外——虽然什么也看不见——很久没开口。
“朱先生？”张砚轻声提醒。
“啊。”老人回过神，“说到哪儿了？”
“昨天说到在凤阳讨饭的事。”
“凤阳……”老人喃喃，“凤阳的冬天真冷啊。我睡在城隍庙里，半夜冻醒了，看见供桌上有半块发霉的馒头。爬过去，抓过来就啃。啃着啃着，哭了。我想，我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我是皇子啊……”
他停下来，看着张砚：“张先生，你说，要是我当年死在宫里，跟父皇母后一起，是不是更好？”
张砚答不上来。
“可我活下来了。”老人自问自答，“像条野狗一样，活下来了。现在想想，也许活着本身就是错。我活着，就有这么多人跟着我倒霉——那些冒充我的，那些抓我的，还有你们这些……记录我的。”
他忽然伸手，抓住张砚的手腕。手很瘦，但力气大得惊人。
“答应我一件事。”他盯着张砚的眼睛。
“您说。”
“要是……要是有一天，你看见另一个我，很多个我，在街上走，在说话，在做着我不知道的事……”老人眼睛红了，“你就当没看见。行吗？”
张砚喉咙发紧，点了点头。
老人松开手，靠回床头，闭上眼。“我累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酉时，吴良来收走最后一批记录。他站在床边，对老人说：“朱先生，这段时间辛苦了。从明天起，您好好休息。”
老人没睁眼，只是摆了摆手。
那天晚上，张砚三人搬回原来的住处。离开怀旧轩时，张砚回头看了一眼。西厢窗户漆黑一片，像只闭上的眼睛。
回到记录室，一切照旧。抄写，比对，核算相似度。但张砚总觉得哪里不一样了——那些源源不断送来的口供，那些自称“朱三太子”的人，他们说的话，他们的记忆碎片，现在在他眼里，都带着那个老人的影子。
他知道，那把“尺子”已经造好了。
而那个真正的、活过、逃过、痛苦过的老人，将被永远锁在那间钉死窗户的屋子里，成为校准所有复制品的基准。
十一月初，北京下了第一场雪。
张砚站在记录室窗前，看着雪花一片片落下来。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已经秃了，枝桠上积了薄薄一层白。
他想起老人说过的，甲申年北京城破那天的雪。
“也是这么大的雪。”老人当时说，“父皇站在乾清宫前，看着天，说：‘天也哭我大明。’”
张砚当时记下了这句话。后来在比对时发现，有三个不同年份、不同地点抓获的“朱三太子”，都在供词里说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话。
现在他明白了。
那些话，那些记忆，那些细碎的情感，都将从这个秋天开始，从这个被囚禁的老人身上，像种子一样散播出去，种进一个又一个复制品的脑海里。
然后开花，结果，长成一片真假莫辨的森林。
而他，张砚，是那个记录播种过程的人。
雪越下越大了。远处传来打更的梆子声，闷闷的，像敲在谁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