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才好，”贾宝玉拿出张新卡片，写下“赵货郎走街串巷，总帮独居老人捎东西，虽赚得少，却没人敢欺他”，“《史记》里还写货殖呢，俗事里藏着大道理。”他忽然想起林如海笔记里夹的张账册，上面记着“扬州盐商某，每岁捐银修书院，子弟却多不成器；布商某，常助贫生，其子孙反多中举”，批注是“商之善恶，不在捐多寡，在用心邪正”——原来账本里，也能读出策论来。
袭人进来换茶，见他把卡片摆得像棋盘，笑道：“二爷这是要跟策论下棋？”
“差不多，”他拿起张“吏”字卡，“得让每个例子都站对位置，不然就像棋子放错了格，整盘都乱了。”
窗外的麻雀落在窗台上，歪头看着案上的卡片，像也在琢磨该站哪格。
（五）
午时的饭是在书房吃的，两碗糙米饭配一碟酱菜。贾宝玉扒着饭，眼睛却盯着《院试规矩》——“卷面污损者，每处扣一分”“错字漏字，每字扣半分”。他忽然想起柳砚说的“去年有个举子，文章写得极好，却在‘民’字少写了点，被李大人批‘连民字都不敬重，何谈治民’”，便从笔洗里捞起块吸水纸，在废纸上练“擦错字”——动作轻得像拈蝴蝶，生怕把纸擦破。
“至于这么小心？”柳砚嚼着饭，“写错字很正常。”
“正常也不能犯，”贾宝玉把吸水纸叠成小方块，“就像种麦子，掉粒种子事小，误了时节事大。”他忽然想起王教谕的“三不原则”：“不写生僻字，不用怪典故，不犯低级错”，当时觉得是小题大做，此刻对着“民”字的点，才懂——所谓“严谨”，是连笔尖的小墨点都得当心。
饭后他铺开贡纸，用正楷抄写《论农桑》，每个字都写得方方正正，像田里站得笔直的苗。写到“桑农夜绩麻”时，忽然停笔——“绩”字右边是“责”，不是“责”多一撇。他庆幸自己记得柳砚的提醒：“李大人最恨写别字，说‘字都写不对，还说什么为民’。”
（六）
未时的阳光斜斜切进来，照在案上的《策论收尾要诀》上。李大人的手记里写：“收尾如收网，得把网里的鱼都兜住。别学某生，前面说‘农桑重要’，结尾却喊‘天下太平’，像网破了个洞，鱼全跑了。”
贾宝玉对着《论吏治》的结尾发愁——原先写“如此，则吏治清明矣”，确实像破网。他翻出“吏”字盒，见里面有“张主簿补路”“李县丞拒贿”，忽然有了主意，提笔改：“待县中官吏皆如张主簿，袍可破而路不可不平；皆如李县丞，门可罗雀而心不可不直——则吏治清明，何需多言？”
写完读给柳砚听，对方拍了下手：“这下鱼都兜住了！张主簿和李县丞就是两条大鱼。”
“不止，”贾宝玉指着“民”字，“百姓心里那杆秤，才是最大的鱼。”他忽然想起黛玉抄的那句“桑柘影斜春社散”，便在结尾添了句“到那时，或许也能见‘家家扶得醉人归’——民心醉了，吏治自清明。”
柳砚凑过来看，见他把诗句也织进去了，笑道：“这下雅俗共赏，连神仙都得点头。”
（七）
申时的风又起了，卷着雪沫子打窗。贾宝玉把所有策论都誊写在贡纸上，码成整齐的一摞，用红绳系好。每张纸的边角都被他用镇纸压得平平整整，连墨痕都透着股认真劲。
他从考篮里拿出准考证，上面的“贾宝玉”三个字被他描了又描，生怕入考场时被认不出。旁边放着柳砚送的薄荷糖、袭人缝的艾草垫、贾政给的定神珠，还有黛玉送的砚台和铜钱——这些零碎物件堆在一起，竟像个小小的百宝箱。
“差不多了。”他对着百宝箱笑了笑，忽然觉得连日的疲惫都散了。就像老农把种子、锄头、水瓢都备齐了，只等开春下种——剩下的，就看天，看地，看自己手里的劲。
窗外的残雪映着夕阳，像撒了把碎金。他拿起那方“守拙”砚，轻轻磨了磨，墨香混着炭火的暖，在空气里酿出微醺的甜。砚台旁的开元通宝，在光线下闪着柔和的光，仿佛在说：
“别慌，字里有铜臭，就接得住地气。”
（八）
酉时的炊烟漫过荣国府的飞檐时，书房的灯还亮着。贾宝玉把李大人的手记再读一遍，忽然在“阅卷如挑谷”那句停住——谷粒要饱满，不能有空壳。他的策论里，张屠户的猪、李绣娘的线、王嬷嬷的向日葵，不就是饱满的谷粒么？
柳砚临走时塞给他个布偶，说是他娘缝的“状元郎”，憨态可掬。“带着这个，保准高中。”柳砚的鼻尖冻得通红，眼里却闪着光。
袭人进来收拾时，见他对着布偶笑，便说：“二爷今晚早些歇吧，明早还得去县学领考号呢。”
“嗯，”他把布偶放进考篮，“就睡。”
亥时的梆子敲过，灯终于灭了。月光透过窗，照在案上的考篮上，里面的铜钱、布偶、定神珠，都浸在清辉里，像在等一个黎明。
贾宝玉躺在床上，听着自己的心跳，忽然想起很多人——老门房的红薯，柳砚的烧饼，黛玉的梨汤，贾政的字条，李大人的“三空”……这些人和事，像一颗颗谷粒，在他心里堆成了仓。
或许院试考的，从来不是谁记得更多典故，而是谁能把日子过成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