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们围坐在桃花心木长桌旁，气氛凝重中带着一丝……隐秘的兴奋。
“先生们，”董事长敲着桌子，“荷兰人和西班牙人……他们在远东的垄断，被打破了！虽然明国人很强大，但据我们的‘冒险号’船长报告，他们似乎并不禁止贸易，只是要求遵守规则。”
“规则？”一位董事眼中放光，“只要允许公平竞争（他心目中的公平），我们英国货的质量和价格，未必没有优势！这是一块巨大的、刚刚被撬开的市场！我们必须立刻行动！派遣正式使团，携带国王陛下的国书和……足够的礼物，去接触这个新霸主！要抢在荷兰人彻底垮掉之前，占据有利位置！”
而在阿姆斯特丹，Voc总部则是一片哀鸿遍野。巴达维亚的丢失，意味着公司利润最丰厚的来源被切断，股价暴跌。
“我们必须报复！”一位激进派董事挥舞着拳头，“从好望角调集所有能调动的战舰，夺回巴达维亚！”
“冷静点，先生！”另一位老成持重的董事泼了冷水，“你打算用我们脆弱的商船，去对抗那些能飞翔和发射神秘爆炸物的铁甲舰吗？那是以卵击石！当务之急是止损！稳住我们在锡兰和印度的据点。然后……或许我们可以尝试与明国人……谈判？承认他们的……呃，宗主权，换取继续贸易的权利？”这个提议引来一片怒视，但也让一些人陷入沉思。资本的求生欲，开始压倒复仇的冲动。
马六甲海峡，这条东西方咽喉要道，如今已完全处于大明水师的管控之下。然而，平静的海面下，暗流涌动。
悬挂着英国、丹麦甚至法国旗帜的商船，明显增多。它们规规矩矩地向明军水寨缴纳关税，接受检查，但船上的某些“商人”或“随船学者”的目光，却总是不经意地扫过明军战舰的造型、炮位，甚至试图用简陋的仪器测量航道水深。
一艘英国商船“印度商人号”上，化装成商人的东印度公司情报员威尔逊，正躲在船舱里，凭借记忆和速写，偷偷记录明军“靖远”级巡航舰的侧舷炮窗数量与布局。他心惊胆战地写下：“……其战舰庞大，结构迥异于欧式，装甲防护极强，火炮布置密集且射程似乎更远……与之相比，我国最新的一级战列舰亦显落后。东方出现了一个我们无法理解的海上强权，必须重新评估全球战略……”
这些零星的情报，通过各种渠道，汇聚到伦敦、巴黎、哥本哈根，成为各国制定新东方政策的重要依据。窥伺、试探、学习、适应，成为西夷在面对这个突然崛起的东方巨人时，唯一的选择。
明京都督府内，陈永邦和郑成功正在听取军情司关于西夷各方动向的汇总报告。
“大将军，”军情司主事禀报，“葡夷澳门当局已遣使在路，言辞极为恭顺；英夷、法夷商船活动频繁，似在窥探；荷夷残部退缩锡兰，动向不明。”
郑成功冷笑一声：“哼，一群欺软怕硬的货色。见我雷霆手段，便想来摇尾乞怜了。”
陈永邦神色平静，目光深邃：“意料之中。陛下早有明见：‘西洋诸夷，重利而畏威。’如今‘威’已示之，接下来，便是‘利’的学问了。”他顿了顿，下令道：“传令各口岸市舶司与水师：凡守我规矩、按章纳税之西夷商船，可允其贸易，予以方便；凡窥探军情、图谋不轨者，一经发现，立即扣船拿人，严惩不贷！同时，加大对我‘皇明海洋贸易总公司’船队之扶持，这南洋、西洋的贸易主导权，必须牢牢握在我大明手中！”
大明的崛起，如同一块巨石投入西方殖民秩序的泥潭，激起的不仅是恐惧的涟漪，更开启了新一轮充满博弈与变数的大航海时代。而这一次，规则的制定者，已然易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