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回湘后，冒着生命危险，在长沙、湘潭、衡山农村奔走，了解工农情绪、工农武装情况，恢复党、工会、农协组织，并将党、工会、农协的工作转入地下。
6月26日，唐生智回长沙。欢迎他的既有何键特使余湘三等策动的歹徒，也有中共长沙市基层支部组织的工农群众。唐到长沙，即被余湘三、张翼鹏、王东原等所左右，不几日，唐生智在余湘三等豪绅政客支持下，悍然致电武汉国民政府：“工农运动领导失人，横流溃决、迭呈恐怖，到处抽捐罚款，肆意侮辱，甚至加以杀害，日言工农商学兵大联合，则日事拆散联合战线，提倡阶级斗争，务使各不相容。”明令取消工农团体，停办中等以上学校，取缔“二五减租”，公开反对共产党，默认长沙市公安局逮捕共产党员数十名，杀害五人，并企图危害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湖南省委毅然举起了反对唐生智政权的旗帜，制定了《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提出“一切民众的宣传和组织，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一切口号的鼓动，都以推翻唐生智的统治为目的”；建立以徐特立为首的国民党秘密省党部；指出“我们的总策略是坚决地留在国民党内奋斗，发展并领导左派群众，与其动摇分子或右派领袖奋斗”；重组全省总工会、全省农民协会，使广大工农团聚在秘密工会、农协之下；恢复各地党组织，健全领导力量，党的组织发展要深入群众，特别是农村；要洗刷动摇变节分子，提拔“马日事变”以来的坚定分子到各级领导岗位；在工农武装不能公开存在的地方，要设法保存武装，“首先编成合法的挨户团，次之则上山，再次之则将枪支分散埋入土中”。〔26〕
省委根据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工作计划”，确定“我们的人力、财力应集中于重要的县份，如长沙、湘潭、醴陵、湘乡、平江、浏阳、岳阳、湘阴、宁乡、安化、益阳、常德、南县、华容、衡阳、衡山、耒阳、郴州、宜章、汝城、宝庆等县，首先在这些地方重新组织县委或中心县委。对工农武装根据不同情况做出三种安排：已经暴露了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如湘潭、湘乡、宁乡、浏阳、平江、醴陵的工农组织，‘上山学匪’，准备长期奋斗；尚在灰色或潜伏状态中的工农武装仍保持合法团体——挨户团名称，待到起义时，再打出自己的旗帜；力量弱小组织又不甚健全的工农武装，则把枪支埋于土内，人员分散隐蔽，或投入贺龙、叶挺部，或潜入国民党军队、反动团防，设法制造兵变，夺取枪支。同时，工农要用种种方法，如夺取溃军、团防的枪支，或集资购买，并且秘密地从事武装训练”。还要利用各派军阀的冲突做分化工作，特别要用种种方法破坏唐生智的军队。省委做出如上部署后，又曾“不下数十次”通知，告各地党组要求认真贯彻执行，而且派了许多人下去督促执行。据潘心源报告记载：“我们在浏阳县城时（6月10日至7月1日），省委又派郭静茄（郭亮）由平来浏，……他主张我们退到浏阳与江西边界当大王，对平江也一样的主张。”〔27〕夏明翰派往安源，纠正安源工人武装领导人刘义顶着国民政府中央委员的招牌大吹大擂的错误，除将所有警兵改为工人，排长改同志外，还找了一灰色同志充当安源煤矿保安科长；毛简青被派回平江任县委书记，把县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合编为工农义勇队，由余贲民率领，开往离县城百余里的幕阜山区整训；湘潭西乡农军由县农协委员长郭咏泉率领撤往韶山宁乡边境山区；宁乡农军由喻东生、谢南岭统率撤到沩山，并于6月29日发动了沩山起义；宜章、郴州、资兴农军由陈东日、武文元指挥，先后撤至汝城县，与汝城农军及广东惠潮梅农军会合；醴陵全部工农武装撤至安源，与安源工人武装会合。这样，湖南保存了大量工农武装，约有两千支枪。集中在安源的工农武装和湘赣边的平江、浏阳农军，后来成了秋收起义的基本队伍；宜章、郴州、资兴、汝城、桂东、耒阳、安仁等地农军，成了湘南起义的重要力量。
毛泽东在湖南组织推翻唐生智的活动，引起了唐生智的嫉恨。唐急电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请求处置办法。陈独秀得知消息，命令毛泽东速回武汉。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曾追忆：“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28〕
毛泽东对湖南的工作做出全盘规划，特别是对工农武装做出安置后，于7月初去武汉参加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陈独秀、李维汉、邓中夏、蔡和森、柳直荀、周恩来、戴述人、张国焘等。会议在讨论湖南问题时，毛泽东曾有多次发言。当陈独秀提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派人改组农协时，毛泽东认为“派一左派同志为好”。在讨论工农武装的出路时，陈独秀提出省党部应特别注意已经叛变革命或即将叛变革命的“各军招兵问题”，“我们可以不客气地多将群众送给他们”。毛泽东针对陈独秀的这一错误主张，指出：这可不行。工农武装“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应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为此，毛泽东还主张办军事“训练班”。在这次会议上，蔡和森也主张“农民自卫军上山”和“迅速发展乡村中党”。〔29〕这两位老同学、老战友在挽救革命危机的紧要关头，思想认识完全一致。〔30〕
这次湖南之行，使毛泽东痛切地感受到，革命已经暂时走向低潮，当务之急是如何保存革命力量，以待东山再起。这促使他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提出“上山”的思想。
黄少群、张培林在《毛泽东的独特创造》一书中写道：
据老同志回忆和有关历史文献记载，大革命失败前夕，毛泽东在有关谈话和党的会议上曾有三次提出农民自卫武装“上山”的问题。
第一次：“马日事变”后，湖南一些工作同志跑到汉口，向党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痛诉机会主义政策的错误，因为不让大力发展工农武装，致遭受许克祥等反革命屠杀时无力还击，力陈今后一定要以革命的武装反击反革命的武装。〔31〕毛泽东此时刚邀集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协负责人在武汉开完了联席会议。这个会议针对当前的险恶形势，积极主张深入开展农民土地革命，领导群众进行坚决的斗争；提出建立农民武装和工农政权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先决条件，制订了普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并把它送交党中央和即将召开的党的“五大”（这个提案在党的“五大”上被陈独秀否决了）。湖南同志的反映和他的思想完全一致。所以他听了以后立即表示，完全赞成他们武装工农的主张。他在和他们谈到工农武装现时的出路时，提出了“靠山的上山，滨湖的上船”〔32〕的响亮口号。这最早提出的“上山下湖”的思想，是与他自1925年以来所一贯主张的开展农民土地革命，发展农民武装斗争的思想相一致的，可以看作是他的关于将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移向农村的天才的、创造性构想的初步萌芽。
第二次：6月下旬，毛泽东受中共中央任命回湖南任省委书记。他针对当时武汉政府收缴工农自卫军枪械、解散工农武装的情况，对湖南工农武装的去向问题做出三种安排：一种是改成挨户团，用合法形式保存下来；一种是已经暴露的（不能以合法形式存在的）就上山；一种是主观力量不足，把枪支埋下来。对这三种办法，毛泽东虽未加区分，但从他一个月前刚号召“上山下湖”、这次又提出“上山”的思想来看，无疑他是侧重于工农武装要走“上山之路”的。
第三次：毛泽东任湖南省委书记仅10天，就又奉调回中央。7月4日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湖南省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毛泽东在会上再次明确提出“上山”思想，将“上山”作为农民自卫武装最好的出路之一加以强调，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对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我想进一步做点剖析。
这次会议的出席者有9人：仲（仲甫，即陈独秀）、罗（罗迈，即李维汉）、毛（泽东）、中（邓中夏）、和（蔡和森）、柳（何人不详，疑为柳直荀）、周（恩来）、述之（彭述之）、特立（张国焘）。会议录有5人次发言，都出现了好几种主张。现将5人次发言顺录如下：
仲甫：省党部应特别注意各军招兵问题，他们要办工会和农会，我们可以不客气地多将群众送给他们，但要保存着与农会的关系，以维持其阶级性革命性。……
毛：省农协二策略：1．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2．此外尚有两路线：a．上山；b．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给养可以卖炮。
特立：以为可以上山，但不必与C.P发生关系，可以打富济贫。
仲甫：不能如此。枪藏不了的可以上山，招兵工作省党部应用大力来做。
毛：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这次会议未见有正式结论，但从开会记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主张和陈独秀、张国焘的主张有明显的不同。陈独秀的本质思想是将农民武装交给国民党新军阀或藏枪解散队伍，共产党的手里不要再保存武力。他两次发言都着重强调各省党部要“特别注意”和“用大力来做”招兵工作。这正是他“二次革命论”思想的反映；所谓“维持其阶级性革命性”，在队伍已交出去的情况下，也只是“等待下次革命”的同义语。在这次会议前的一周，即6月28日，他刚刚迫使湖北省总工会下令解散了工人纠察队，向武汉汪精卫政府交出了所有枪械，这一行动正是他在这次会议上的思想的一个注脚。他虽然也说了“可以上山”的话，但那是在进不了国民革命军、枪又“藏不了”的情况下的勉强同意一种迫不得已的办法，完全是一种消极的避战主义，不含任何的积极因素。张国焘则更“彻底”，他干脆主张农民武装脱离共产党（C.P）的领导，“上山”去当“打富济贫”的“山大王”，连陈独秀也连声反对：“不能如此。”总之可以看出，陈独秀、张国焘的主张，都是取消党对农民武装力量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
毛泽东的发言，没有正面批驳陈独秀和张国焘，他只是着重论证他自己的设想，他提出农民武装的出路有“两策略”，但在提出第一策略时随即加以否定，认为“此条实难办到”；第二策略他提出可以有“两路线”，但也将“上山”作为第一路线加以肯定，并对“上山”的优点做了言简意赅的论证，实际上就否定了他对了陈独秀和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毛、陈、张的发言中都有“上山”的提法，但毛与陈、张的主张都有明显的不同。毛泽东的主张是：1．武装“上山”；2．上山的农民武装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3．上山不是消极避战，更不是去“打富济贫”，而是为了“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准备将来进行更大的斗争。
我们从毛泽东的发言中，还可以看出他在思想认识上的发展：一是他已经敏锐地看出武汉汪精卫政府会搞阴谋“事变”，所以他极力主张党的手里一定要“保存武力”，要做好准备，以便汪精卫一旦发动“事变”时，好有“办法”对付之，他强调说：“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这既是对会议的提醒，也是对陈独秀、张国焘主张的批评，表明毛泽东的头脑十分清醒。二是正因为他看出了汪精卫会搞“事变”，所以他对农民武装的出路问题，也改变了他10天前任湖南省委书记时的安排，即认为“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也已经是“实难办到”，而“把枪埋下来”也不是办法。最好的战略路线就是“上山”。这个思想已可看得十分清楚。当然，此时由于陈独秀还把持着党中央的领导大权，武汉政府也还未公开树起叛旗，所以党中央不可能提出武装暴动的主张，毛泽东一时也不能或不便提出这样的主张。〔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