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藏室里只剩下契诃夫一个人，他走到屋子中央，拉过一把旧椅子，坐下。
从怀里掏出怀表，打开表盖，看了看时间，正是下午三点二十分。
他合上表盖，握在手里，这是父亲还没有被生意与酒精逼疯前送给他的。
然后他等待着。
大约十分钟后，杂乱的脚步声在外面响起，很快，杂物室的门被猛地撞开。
三个壮汉冲进来，后面跟着格里高利·伊万诺维奇·斯米尔诺夫少校。
斯米尔诺夫少校扫了一眼空荡荡的屋子，目光在坐在椅子上的契诃夫身上，脸沉了下来。
斯米尔诺夫少校的声音冷得像冰：“其他人呢？”。
契诃夫抬起头，声音平静得像水：“没有其他人，只有我。”
少校盯着他，足足半分钟，然后忽然笑了：“安东·巴甫洛维奇，我看你了。
我以为你会当个聪明的正常人，结果你选择当个愚蠢的英雄。”
他俯身，凑近契诃夫的脸：“你以为你救了他们？我告诉你，跑得了今天，跑不了明天。而你——”
契诃夫没有等他完，盯着他的眼睛，露出一个轻蔑的笑容：“少校，现在你可以送我去西伯利亚了。”
———————
巴黎，圣日耳曼大道117号，客房。
玛丽雅·契诃娃的讲述断断续续，夹杂着抽泣，莱昂纳尔虽然听得吃力，但也了解了一个大概。
契诃夫一家虽然贫穷，但属于典型的受过文化教育的市民家庭，在沙皇俄国的城市中学体系里，法语是必修课。
女孩子尤其常学习法语，因为这被视为“有教养的语言”。
玛丽雅在塔甘罗格女子中学受教育，这类学校的课程中法语与绘画一样是核心科目。
所以玛丽雅·契诃娃的法语虽然不如哥哥安东·契诃夫那样娴熟，但是勉强也能沟通。
之前在楼下只能俄语，主要还是因为又饿又累又怕，脑子根本没办法处理太多信息。
契诃夫被逮捕后地第二天，奥克拉纳的人就来家里搜查，并宣称契诃夫参加非法组织，已经关了起来。
但是契诃夫事先把自己最重要的那些稿件、信件都藏好了，地点只有妹妹玛莎一个人知道。
“我们不知道安东被关在哪里。父亲去找了大学，学校安东涉嫌危害国家，他们管不了。
我们又去找了警察局，他们案子归奥克拉纳，普通警察无权过问。”
玛丽雅的声音哽咽着：“哥哥那个叫弗拉基米尔·波波夫的同学打听到消息，安东的案子‘快速审理’完了。
没有公开审判，没有律师，罪名是‘煽动颠覆和窝藏危险分子’，刑期是八年苦役，发配西伯利亚。”
莱昂纳尔听着胸口发闷——
1882年的沙俄，这种“司法”太常见了，秘密逮捕，秘密判决，然后一纸流放令，一个人就消失了。
他问玛丽雅：“判决什么时候执行？”
玛丽雅擦了擦眼泪：“听弗拉基米尔，只要凑够一整列火车的犯人就会统一押送，上一次是在我出发前。
时间短的话一个月，长的话也不会超过两个月，他们会先坐火车到乌拉尔山，然后徒步走到流放地。
所以最晚也只能拖到2月底或者3月初，听安东不是要去符拉迪沃斯托克，就是去涅尔琴斯克的矿区。”
莱昂纳尔：“……”这俩地方还真是耳熟。
玛丽雅抬起头，眼泪又涌出来：“索雷尔先生，我没办法了……父亲一病不起，母亲要照顾他。
哥哥亚历山大……他除了喝酒骂人，什么也做不了。我只能……我只能来找您。”
她挣扎着要从床上下来，被莱昂纳尔拦住。
“安东一直，您是他最重要的老师。他您在巴黎有影响力，认识很多人……
我偷偷卖了母亲最后一件像样的首饰，换了点钱，买了最便宜的车票。
火车到柏林，然后扒货运车厢，搭过路的马车……我不知道走了多久……
终于按照信上的地址，找到了您！”
她终于崩溃了，捂住脸痛哭：“求您……救救他……救救我哥哥……”
莱昂纳尔站在床边，看着这个瘦弱不堪的姑娘，她剪短了头发，拼尽一切从莫斯科逃到巴黎，还是在冬天。
这二十天时间，她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莱昂纳尔难以想象。
他又想起了两年前，那个莽撞又热情的俄国青年，在巴黎的街头跟着他，眼睛发亮地问着关于文学的问题。
他想起了契诃夫寄给他的习作，想起了他们之间的通信。
他也想起了自己在信里写的话：
“讽刺的最高境界，或许不在于我们嘲笑了谁，而在于我们通过嘲笑，让读者看到了可笑之人背后的可悲。”
现在，契诃夫自己成了那“可悲”的一部分——因为他拒绝变得可鄙！
莱昂纳尔喃喃自语：“只有一个月……一个月……”
随即他对玛丽雅：“你先好好休息。安东，我一定会想办法救出来的！”
玛丽雅听到这话，眼睛里又绽放出神采：“谢谢，谢谢，谢谢您，索雷尔先生……”
莱昂纳尔指了指玛丽雅一直揣在怀里不肯撒手的包，问道：“这些都是安东写的作品？”
玛丽雅慌忙掏出来：“是的，我怕您信不过我，就都带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