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从德国来的吗？”内森问她。
“您为什么这么问呢？”希尔维娅好奇地看着他，“我们所有人都是从德国上船的，不是吗？”
“不，只是，您的法语说得很好。”内森说，“不带一点德国人的口音。”
希尔维娅笑了一下，甲板上空荡荡的，只有他们两个人：“而您的法语带着魁北克腔调。”
“什么？”内森颇为惊讶地看着她。
“您的法语带着魁北克腔调。”希尔维娅重复了一遍，她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个蒙特利尔大学毕业的加拿大同学，所以对这种口音非常敏[gǎn]，“法国人的清音是绝对不送气的，而加拿大人的清音则送气明显。”
内森皱了皱眉：“是吗？或许我的朋友里有人是加拿大人，我受了他们的影响。”
希尔维娅点了点头，表示接受这个说法。但她心里很清楚：眼前这个加拿大人应该和纳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干脆就是个间谍。否则，作为一个大英帝国的臣民，是很难通过德国边检到瑞典来的。
她本以为内森受了这个挫折会知难而退，但他丝毫不在意地继续问她：“那您是法国人？”
“瑞士人。”希尔维娅说。她对这种漫无目的的对话感到危险——如果这条船上有德国情报机关的人，那她和眼前这位素不相识的内森先生就都完了。她匆匆地结束了谈话，回到了自己的舱室。
第二天，船在丹麦靠了岸，那天阳光极好，岸边到处是叫卖的小摊贩。希尔维娅买了一张德文的报纸，坐在甲板上翻起来。报上几乎都是戈培尔的宣传机构炮制出来的新闻，什么前线形式一片良好一类的老说辞。她无聊地向后翻去，发现有一张她熟悉的面容出现在了报纸上——赫尔穆特·兰特。
是一份讣告。
“......抱着对耶稣基督的坚定信仰，兰特上校将他年轻的生命奉献给祖国。”
署名是兰特的家人。
希尔维娅第一次觉得太阳如此刺眼，几乎让她双目发痛，她撑起身，想要回舱室去休息一下，没走几步路就摔倒在了地上，她觉得眼前发黑，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她再醒过来的时候，船已经航行在了海面上。她躺在自己的舱室里，内森坐在她的对面：“您还好吗？威廷根施坦因小姐？”
希尔维娅摇了摇头，发出的声音很轻：“还好。”那张报纸被扣在桌上，还能看到兰特的照片。希尔维娅盯着它看了很久，才接受赫尔穆特·兰特死亡的事实。
“您要喝点水吗？”内森问她。桌上有一杯希尔维娅喝过的水。
光线从窗外射入，投在了玻璃杯上，恰好照出了上面的指纹。希尔维娅皱了皱眉：“请您端给我，好吗？”
内森浑然不觉。他把水杯端给希尔维娅，指纹留在了另外一侧——与之前那两枚毫不相同。
希尔维娅坐起身，把水杯放在了桌上，她清楚地记得，她离开舱室的时候，是把门锁上了的。
“您不喝吗？”内森奇怪地看着她。
希尔维娅举起杯子，便于他看得清楚些：“这个杯子上有三个人的指纹，您的，我的，还有一枚不知道是谁的。您可否帮我回忆一下，有谁碰过这个杯子？”
“没有....我发现您倒在甲板上，找船员开了门，把您扶了进来。”内森奇怪地看着她，“难道是船员碰了？”
希尔维娅闻了闻杯子：“苦杏仁味......有人想杀我。”
“您是说这船上有人要谋杀您？为什么？您有仇家吗？”内森站起了身，“我去通知船员封锁调查。”
希尔维娅摆了摆手：“不用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动手的人已经离开了。我晕倒在甲板上是个偶然事件，如果一切正常的话，我应该死在丹麦，在第三帝国的统治范围内。”
内森以一种奇怪的眼神盯着她：“您是说，德国人要杀您？为什么呢？”
希尔维娅笑了笑，她不知道是谁派来了杀手，自然也不知道原因。但她很清楚她抓到了一个机会：
“因为一个月之前我还被羁押在集中营里。”
◎作者有话要说：
赫尔穆特·兰特牺牲于飞行事故，于10月7日夜死在医院中。10月11日在柏林举行了葬礼，戈林亲自参加。不过兰特家族的讣告是在11月24日才发表的。它少了一些鼓吹nazi意识形态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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