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奸臣说”，容易让统治者自我安慰：“是奸臣坏了局，不是我制度烂”。这不是反思，是逃避。
忠奸观念的塑造，服务于政权正统。正统政权有书写历史的权力，也因此塑造了“谁是忠，谁是奸”的话语标准。
太祖之朝要为夺位正名，就塑造前朝权臣为“奸”；改革失败要洗地，就说反对者是“奸”；新皇登基清算旧臣，也会先扣个“奸”的帽子。这是权力斗争后的合法性书写，不是价值真相。
忠臣的传记里，往往充满“舍身为国、三谏不屈、以死明志”的情节；而奸臣的传记，则堆满“贿赂买官、谗言害人、私通外敌”的描述。但这些内容写得真伪难辨，其实只是政治胜者写史的手法。
历史的价值判断，不等于真实的行为记录。
百姓的认知也会被宣传左右。所谓“民间忠奸观”，也不是独立形成的，而是被主流叙述不断强化的。
在某个时代，一个人被官方定为“奸臣”，民间的文人笔记、话本戏曲、街头说书，很快就会配合传播其“奸行”；反过来，某人被树为“忠臣”，再冷漠无情、杀伐果断的行为也能被粉饰成“铁血担当”。
比如和珅，百姓对其印象多半来自后世喜剧、评书、小说，而不是乾隆年间真实档案；又如秦桧，被南宋政权利用作为“卖国贼”的定性工具，几百年来无人有异议。
“忠奸”的民间传播，是政治叙述的延伸，而非群众理性的判断。
权臣不能直接等同于奸臣。历史中被称为“奸臣”的，大多数是权臣。而“权臣”是一个中性词，是高集中度、能决策的权力中枢人物。
一个权臣若为国家建立制度、稳定财政、推行改革，那他是有益的；但他一旦权力太大、威胁到皇权核心，就极易被打压，哪怕他治国有功，也会在清算中背上“奸”的名分。
皇帝需要权臣为其分忧，也害怕他们权高震主。一旦需要打压，最方便的手段，就是扣一个“奸”的帽子，肃清党羽，重建权力平衡。
权臣成奸臣，是因为他们靠近了核心权力太近，而非他们天生邪恶。
后人对忠奸的讨论，常带情绪投射。读历史者很容易把自己的道德标准、情绪倾向投射到历史人物上。
看一个人清廉，就认定其忠；见一个人贪财，就认定其奸；看到某人善于钻营、能言善辩，就斥为奸猾；看到某人死谏、愚忠到底，就赞为高洁。但这些判断都脱离了历史场景，只是后人自己的主观情绪。
用今天的视角去评判千年前的行动，是常见的认知误区。
一个人是否“奸”，不能靠他性格圆滑与否、是否言语张扬，而要看他做的事，对当时国家与社会有没有帮助、有没有破坏结构。
道德标签很容易贴上，却掩盖了真实问题：体制、环境、权力分配、资源逻辑才是根源。
“忠奸二元对立”的思维，是最便捷却也最肤浅的历史理解方式。
它像童话般，把历史分为正义与邪恶，把人物分为好人坏人，制造出一个“如果没有奸臣，我们就可以盛世太平”的幻觉。
但真正的历史，是杂乱、暧昧、多面、不可定性的。人性的灰色地带才是常态，一个人可能既改革有功、又结党营私；既忠于国家、又排斥异己；既扶持社稷、也攫取私利。
理解这种复杂性，接受“没有纯忠、也没有纯奸”的现实，才能从真正政治的视角去看待历史，也才能写出比“忠奸斗争”更接近真实的人物。
忠奸不是身份，而是角色的变迁；不是品德的标签，而是博弈的结果。只有放弃标签，才能触碰到历史的真实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