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精神标杆：蜀学“淡泊务实”的化身
严君平的一生，没有做过高官，没有留下煌煌巨着，甚至他的大部分着作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散佚了，如今仅存《老子指归》的部分残卷。但他却成为了蜀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成为两千年来巴蜀文人的精神标杆，究其原因，是他用一生践行了蜀学最核心的精神——淡泊名利、经世致用。
1.淡泊名利：不为功名所困的隐士情怀
在西汉末期，社会动荡，士子们要么争着入仕求官，要么隐居山林避世。而严君平却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既不入仕，也不避世，而是隐于闹市，以卜肆为家，在市井中坚守自己的学术追求。他曾说：“仕宦而至卿相，布衣而至王公，亦皆不取也。”意思是无论是做高官还是成富豪，他都不放在心上。这种淡泊名利的态度，与巴蜀之地“少不入川，老不出蜀”的闲适文化相契合，也成为后世巴蜀文人的精神追求。
比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隐居南阳时“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不求闻达于诸侯，正是受到了严君平这种隐士情怀的影响；唐代的诗仙李白，在蜀地长大，也曾效仿严君平“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追求精神的自由而非功名利禄；宋代的苏轼，一生多次被贬，却始终保持着“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也是对严君平淡泊精神的传承。
2.经世致用：以学问服务百姓的务实精神
严君平的学问，从来不是“纸上谈兵”。他研究《易经》，不是为了钻故纸堆，而是为了用其中的智慧帮助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他给人占卜，不是为了骗钱，而是为了疏导百姓的心理，化解他们的烦恼。这种“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正是蜀学区别于其他学术流派的关键。
文翁兴学，是为了培养治理蜀地的人才，让学问服务于地方治理；严君平卜肆讲学，是为了让学问服务于百姓的日常生活；后来的三苏写政论、提改革，是为了让学问服务于国家社稷。从文翁到严君平，再到三苏，蜀学始终保持着“不空谈、重实践”的特点，而严君平正是将这种精神从官学延伸到民间的关键人物。他让百姓明白，学问不是士大夫的专属，而是每个人都能用来指导生活的工具，这种思想也让蜀学在民间拥有了广泛的基础。
3.兼容并包：融合百家的开放胸襟
严君平的学术思想，没有局限于某一个流派，而是融合了儒家、道家的精华，甚至吸收了巴蜀本土的民间文化。他用道家的思想解读《易经》，用儒家的伦理教化百姓，这种“兼容并包”的开放胸襟，也是蜀学的核心特质。
巴蜀之地地处西南，被群山环绕，却从来不是封闭的孤岛。文翁引入中原儒学，司马相如融合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学，严君平融合儒道思想解读经典，苏轼吸收佛道思想丰富儒学，近代的蜀地学者又融合中西文化探索救国之路。这种“海纳百川”的胸怀，让蜀学在历史的变迁中始终保持活力，而严君平就是这种开放精神的早期实践者。
四、千古回响：严君平与巴蜀文脉的延续
严君平去世后，他的故事在蜀地代代相传。成都百姓为了纪念他，把他曾经摆摊的街道命名为“君平街”，这条街道至今仍在成都的地图上，成为巴蜀文脉的鲜活见证。而他开创的“蜀易”体系，也在后世不断发展，成为中国易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汉时期，蜀地的易学研究已经蔚然成风，学者们纷纷效仿严君平的方式解读《易经》；唐代，蜀地的易学家李鼎祚编撰《周易集解》，收录了严君平的易学思想，让“蜀易”的智慧得以流传；宋代，苏轼、苏辙兄弟对《易经》有着深入的研究，苏轼的《东坡易传》融合了儒释道三教思想，正是对严君平“以道解易”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明代，蜀地易学家来知德耗费二十九年时间撰写《周易集注》，提出“错综卦”的理论，将“蜀易”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除了易学，严君平的“以卜教化”也影响了巴蜀的民间文化。在成都的民俗中，占卜不再只是一种迷信活动，而是成了一种“劝人向善、疏导心理”的方式，这种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在今天，成都的街头巷尾依然能看到一些民间的卦摊，虽然形式不同，但其中“以理服人、以道化人”的内核，依然能看到严君平的影子。
更重要的是，严君平的精神已经融入了川人的骨血里。川人常说“佛系”，这种“不争不抢、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正是源于严君平的淡泊情怀；川人遇事“不慌不忙、脚踏实地”，正是传承了严君平的务实精神；川人“包容豁达、不排外”，正是延续了严君平兼容并包的学术胸襟。这些性格特质，让川人在面对困难时总能保持乐观，在时代的变迁中总能守住自己的本心，而这一切，都能在严君平的身上找到源头。
两千多年过去了，成都的君平街依然车水马龙，严君平的卜肆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但他的思想和精神却从未远去。他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巴蜀文脉的发展之路，让蜀学在两千余年的时光里始终保持着独特的魅力。这位隐于闹市的易学宗师，用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学问，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教条，而是能融入生活、滋养人心的智慧；真正的高尚，也从来不是功名利禄的堆砌，而是淡泊坚守、以道化人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