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是三苏中的“老大哥”，他年少时不爱读书，直到二十七岁才发奋，最终成为一代文豪。苏洵的学问，最大的特点是“务实”，他的文章大多是政论，比如《六国论》，分析六国灭亡的原因，实则是借古讽今，劝谏北宋朝廷不要重蹈覆辙。这种“以史为鉴、针砭时弊”的写法，正是蜀学“经世致用”的核心体现。苏洵还注重家庭教育，亲自教导苏轼、苏辙读书，把蜀学的精神传给了两个儿子。
苏轼是三苏中成就最高的人，也是蜀学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是文学家、书画家，更是思想家。苏轼的学问，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思想：他信奉儒学，一生渴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在杭州、密州、黄州等地做官时，修苏堤、赈灾民、办学校，把儒家的“仁政”思想落到实处；他也喜爱道家，在被贬黄州时，通过研读《庄子》化解内心的苦闷，提出“物我两忘”的人生态度；他还和佛印等高僧交往密切，吸收佛教的“平常心”思想。这种“兼容并包”的治学态度，让苏轼的思想超越了单纯的儒学，形成了蜀学“三教合一”的独特体系。
苏轼的文章，更是把蜀学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把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体，既有文学的美感，又有哲学的深度；他的策论，比如《教战守策》，分析北宋的军事弊端，提出切实的改革建议，体现了蜀学“关注现实、解决问题”的特点。当时的文人评价苏轼：“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盖禹迹所掩，莫不磨灭，而东坡之文，万世不朽。”
苏辙虽然名气不如苏轼，但在蜀学的发展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学问偏向“中庸”，主张“遇事而治”，不激进、不保守，和苏轼的“豪放”形成互补。苏辙在朝廷做官时，多次上书谈论朝政，提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建议，也是蜀学“经世致用”的体现。
除了三苏，宋代蜀学还有一批重要人物，比如张栻、魏了翁。张栻是南宋理学家，他在岳麓书院讲学，把蜀学和湖湘学派结合；魏了翁是邛州蒲江人，他创办鹤山书院，整理儒家经典，提出“心即理”的思想，和朱熹的“格物致知”形成对话。这些人的努力，让蜀学在宋代始终保持着活力，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力量。
唐宋时期的蜀学，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学术体系：在思想上，兼容儒释道三教；在方法上，注重经世致用；在风格上，自由开放、不墨守成规。这种体系，让蜀学区别于其他学术流派，也让它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保持着生命力。
四、延续：明清至近代，蜀学的坚守与创新
宋代之后，蜀学虽然不再是全国性的学术流派，但依然在巴蜀大地上延续，并且在明清和近代迎来了新的发展，始终坚守着“经世致用、兼容并包”的核心精神。
明清时期，蜀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书院教育和文献整理上。明代的蜀地，先后创办了锦江书院、尊经书院等着名书院，这些书院继承了文翁石室的传统，既教授儒家经典，又注重实用之学。比如尊经书院，不仅教学生读《四书》《五经》，还开设了算学、地理、外语等课程，培养了一大批“通经致用”的人才。
清代的蜀学大师，首推廖平。廖平是井研人，他是近代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一生的学术思想经历了“六变”，从最初的研究今文经，到后来提出“天人之学”，试图融合中西文化。廖平的学问，虽然充满争议，但体现了蜀学“不盲从、敢创新”的特点。他的学生中，有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物，廖平的今文经学思想，也为戊戌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这是蜀学在近代中国政治变革中的重要贡献。
近代以来，蜀学迎来了“中西融合”的新阶段。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蜀地的学者没有盲目排斥，而是选择“取其精华、为我所用”。比如郭沫若，他既是文学家，又是历史学家，用西方的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河；巴金则吸收西方的文学思想，写出了《家》《春》《秋》，用文学的形式批判封建礼教，体现了蜀学“关注现实、批判社会”的精神。
即使到了现代，蜀学的精神依然在延续。成都的石室中学、四川大学等学府，继承了文翁兴学的传统，既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又注重现代科学的教育；巴蜀的文人学者，依然保持着“兼容并包、经世致用”的特点，在文学、历史、科技等领域不断创新。
五、蜀学的精神：刻在川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
两千多年来，蜀学从一文不名的蛮荒之地的文教启蒙，到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流派，再到近代的中西融合，始终没有改变的，是它独有的精神内核。这种精神，不是写在书本上的教条，而是刻在川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
首先是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从文翁创办官学培养治理地方的人才，到司马相如赋作中的劝谏，再到三苏的政论、廖平的维新思想，蜀学从来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始终关注现实、解决问题。川人常说“耍归耍，干归干”，玩的时候不拘小节，做事的时候却脚踏实地，这种性格，正是蜀学务实精神的体现。
其次是兼容并包的开放精神。巴蜀地处西南，被群山环绕，却从来不是封闭的孤岛。文翁引入中原儒学，司马相如融合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学，苏轼吸收儒释道三教思想，近代学者融合中西文化，蜀学始终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外来文化，再将其转化为自己的特色。这种“海纳百川”的胸怀，让蜀学在历史的变迁中始终保持活力。
最后是不盲从权威的创新精神。从扬雄质疑儒家经典的解读，到苏轼突破传统儒学的框架，再到廖平的“学术六变”，蜀学从来不会盲目追随权威，而是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川人常说“敢为天下先”，这种创新精神，正是蜀学能够绵延两千余年的关键。
今天的巴蜀，早已不是当年的“蛮荒之地”，但蜀学的精神依然在这片土地上流淌。它藏在成都的宽窄巷子里，藏在川大的校园里，藏在每个川人“乐观豁达、务实创新”的性格里。这就是蜀学，一份流淌了两千年的文化遗产，也是巴蜀人永远的精神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