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查贪官，丁宝桢还裁撤了“夫马局”——这是四川专门搜刮百姓的机构，名义上是给官员出差提供车马，实际上是按人头向百姓收钱，不管有没有官员出差，都要收。丁宝桢把“夫马局”的费用核减了八成，还规定“官员出差的车马费自己掏，不准向百姓摊派”，这一下就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更难得的是，丁宝桢自己特别清廉。四川总督的“养廉银”（合法补贴）一年有三万多两，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但他大部分都捐了出去，修水利、办教育、赈济灾民。他在四川当了十年总督，家里没添置过一件新家具，衣服都是打了补丁的，死的时候，家里连丧葬费都凑不齐，还是百姓和官员们凑钱帮他办的后事。
（二）盐政改革：从“斗米斤盐”到“平价盐”，百姓终于吃得起盐
四川是产盐大省，但在丁宝桢来之前，盐价高得离谱。因为实行“官督商销”制度，官府和商人勾结，垄断了盐业，把盐价抬到“斗米不能易斤盐”——就是一斗米（约15斤）才能换一斤盐，很多百姓只能淡食，甚至用草木灰代替盐，吃坏了身体。
丁宝桢深知盐是百姓的必需品，盐价太高会逼得百姓造反。他经过半年的调研，力推“官运商销”改革：由官府统一组织运盐，从盐场直接把盐运到各个州县的“盐局”，再卖给商人，去掉中间贪官和奸商的层层盘剥。
为了让盐能顺利运输，丁宝桢还修了运盐的水陆通道：陆路修了从自贡到重庆的石板路，水路疏通了嘉陵江的航道，让盐能更快、更便宜地运到各地。他还规定了盐的最高售价，谁敢涨价，立刻重罚。
这改革一开始，遭到了贪官和奸商的强烈反对，他们甚至派人暗杀丁宝桢，但丁宝桢毫不畏惧，派重兵保护盐运通道，严查走私盐。改革推行一年后，四川的盐价就降了一半，百姓终于能吃得起盐了，而四川的财政收入也从每年亏空50万两，变成了每年盈余150多万两——因为官府直接运盐，少了中间环节的贪污，盐税反而收得更多了。
百姓们为了感谢丁宝桢，在各地盐局门口立了“去思碑”，上面写着“丁公改盐政，百姓食无盐忧”。直到现在，四川还有老人记得“丁大人让我们吃得起盐”的故事。
（三）大修都江堰：“丁鱼嘴”造福千年，南桥成网红打卡点
四川的命根子是都江堰，这座两千多年前李冰父子修建的水利工程，灌溉着成都平原的万亩良田。但在丁宝桢来之前，都江堰已经半个多世纪没大修过了，内外江的河道被泥沙堵塞，堤坝也多处破损，一到雨季就洪水泛滥，20多万亩田被淹，而到了春灌的时候，又没水浇地，粮食欠收。
丁宝桢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上奏朝廷，请求大修都江堰，朝廷给了9万两银子。1876年秋天，都江堰大修工程开工，丁宝桢亲自到灌县（今都江堰市）坐镇指挥，征调了十余县的民工数万人。
他沿用了李冰父子“深淘滩、低作堰”的治水理念，但做了改进：以前的“鱼嘴”（分流内外江的关键工程）是用竹笼装石砌成的，不结实，容易被洪水冲毁。丁宝桢改成“砌石鱼嘴”，用大块青石和水泥砌成，更加牢固，能抵御更大的洪水。他还组织民工深挖内外江的泥沙，疏通河道，加固了70多里的渠道和一万多丈的堤坝。
工程进行到一半，遇到了难题：有一段堤坝在悬崖边上，民工们不敢下去施工。丁宝桢亲自爬上悬崖，站在最危险的地方，对民工们说：“我一个总督都不怕，你们还怕什么？只要能把都江堰修好，让百姓不受洪水之苦，我就算掉下去也值了！”民工们被他感动，纷纷跟着他下去施工。
经过大半年的努力，都江堰大修工程完工，灌溉面积从原来的一万亩扩大到十多万亩，成都平原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洪水，粮食年年丰收。可没想到，几年后，一场超警戒水位的特大洪水冲毁了一段堤坝，有人趁机弹劾丁宝桢，说他修的是“豆腐渣工程”，朝廷不分青红皂白，把他降了三级。
丁宝桢没有抱怨，而是自己掏腰包，组织百姓重新修复堤坝。后来朝廷派人调查，发现是洪水太大，超出了正常防御范围，丁宝桢修的堤坝其实比以前牢固多了，于是又给他恢复了官职。百姓们为了纪念他，把他修的鱼嘴叫做“丁鱼嘴”，还在都江堰旁边建了“丁公祠”。
丁宝桢还用大修都江堰剩下的银子，修建了都江堰南桥。这座桥横跨都江堰内江，雕梁画栋，特别漂亮，现在还是都江堰景区的网红打卡点，每天都有无数游客在桥上拍照留念，没人知道，这座桥是一百多年前丁宝桢为了方便百姓过河修建的。
（四）创办四川机器局：四川第一个近代工厂，造枪造炮不被卡脖子
丁宝桢是个有远见的人，他知道，清朝之所以被列强欺负，就是因为武器落后，“器不如人”。所以他在治理四川的同时，还积极推行洋务运动，想创办工厂，自己造枪炮。
1877年，丁宝桢在成都东门的下莲池，创办了“四川机器局”——这是四川第一个近代工厂，专门制造枪炮、子弹和机器。当时很多人反对，说“造不如买，从外国买枪炮更便宜、更先进”，丁宝桢怼回去：“买的终究是别人的，人家想涨价就涨价，想断货就断货，咱们自己造，才能不受制于人，才能保住四川的安宁！”
为了办好机器局，丁宝桢从山东请来技术牛人曾昭吉——这个人是个天才，没留过洋，却能自己琢磨出制造枪炮的技术。丁宝桢给了曾昭吉充分的信任，让他全权负责机器局的生产，还从上海、广州买来先进的机器设备。
一开始，机器局遇到了很多困难：缺技术工人，丁宝桢就从当地招募年轻人，让曾昭吉亲自教；缺原材料，他就派人到四川各地开采铁矿、煤矿；资金不够，他就从自己的养廉银里拿出一部分补贴。经过两年的努力，四川机器局终于造出了第一支步枪——仿造英国的亨利马梯呢枪，这种枪射程远、威力大，一点不比外国的差。后来，机器局还能造子弹、火炮，甚至能修理机器。
四川机器局不仅给四川军队提供了先进的武器，让四川的防务大大加强，还培养了一批技术工人，这些人后来成了四川近代工业的骨干。丁宝桢也因此被称为“四川近代工业之父”。
（五）办教育兴文化：四川大学的前身，培养维新志士
丁宝桢知道，要想让四川长久发展，必须重视教育，培养人才。他在四川重修了锦江书院、尊经书院——这两所书院就是现在四川大学的前身。他亲自挑选名师，提高书院的教学质量，还规定“不管家境贫富，只要成绩好，都能来上学，学费全免”。
他还在书院里设立了“经世致用”的课程，不仅教学生读四书五经，还教他们算学、天文、地理、外语，让学生们开阔眼界。在他的支持下，尊经书院培养了上千名人才，后来的维新志士杨锐、刘光第，都是从这里毕业的——这两个人就是“戊戌六君子”中的两位，为了变法图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丁宝桢还主持编纂了《四川盐法志》，把自己的盐政改革经验写下来，成了后世治理盐政的范本；他还重修了四川贡院，让四川的学子们有更好的考试环境。可以说，丁宝桢在四川的十年，不仅治理了民生，还为四川的文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宫保鸡丁：下饭神菜背后的“吃货总督”
丁宝桢不仅是个清官、能官，还是个“吃货”，尤其爱吃鸡和花生米，还特别能吃辣。他在四川的时候，经常让家厨做“酱爆鸡丁”，但觉得味道不够丰富，就自己琢磨，让家厨在里面加了花生米、干辣椒、花椒，没想到这么一改，味道特别好，又香又辣，还特别下饭。
因为丁宝桢官居“太子少保”，百姓们都尊称他“丁宫保”，所以这道菜就被叫做“宫保鸡丁”。一开始，这只是总督府里的家常菜，后来丁宝桢把这道菜的做法教给了成都的酒楼厨师，慢慢就传遍了四川，成了川菜的代表菜。
一百多年过去了，宫保鸡丁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还传到了全世界，几乎所有中餐馆都有这道菜。现在，很多人吃着宫保鸡丁，却不知道这道菜背后，藏着一位清朝名臣的故事——这大概是丁宝桢留给后人最“美味”的遗产吧。
六、落幕：死在任上，万人哭送，三地建祠
1886年，丁宝桢66岁，在四川总督任上病逝。他死前的几天，还在处理公务，咳嗽得说不出话，就用手写字批示文件。他的遗书里，没提一句自己的家事，只劝朝廷“爱民养民，整顿吏治，兴实业，强国防”。
丁宝桢去世的消息传到成都，百姓们悲痛欲绝，成都城里万人空巷，百姓们自发地拿着白布、鲜花，到总督府哭送。有的百姓从几十里外的乡下赶来，跪在总督府门口，哭着喊“丁公走了，我们以后怎么办啊”；都江堰的百姓更是披麻戴孝，抬着祭品，一路哭着走到成都，就像失去了自己的亲人。
朝廷追赠丁宝桢“太子太保”，谥号“文诚”，还准许在山东、四川、贵州三地建祠纪念。现在，都江堰伏龙观里还立着他的塑像，堰功道上，他的雕像排在第一位，和李冰父子一起被百姓供奉；贵州织金县有“丁宝桢故居”，山东济南有“丁公祠”，每年都有很多人去祭拜他。
七、为什么丁宝桢能被记住百年？
丁宝桢生活在晚清那个腐败、混乱的年代，当官几十年，从山东巡抚到四川总督，始终保持着清廉、担当、务实的作风，干了一件又一件实事：杀安德海，维护了祖制和正义；治黄河，救了无数百姓；改盐政，让百姓吃得起盐；修都江堰，造福千年；办工厂，开四川近代工业之先河；兴教育，培养人才。
他不是那种只会空谈的官员，而是“知行合一”的实干家；他不是那种趋炎附势的小人，而是“不避权贵”的硬骨头；他不是那种贪赃枉法的贪官，而是“两袖清风”的清官。他用一生践行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誓言，所以百姓才会永远记住他。
现在，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不需要像丁宝桢那样“先斩后奏”，也不需要像他那样“变卖祖宅打仗”，但他身上的担当精神、务实作风、清廉品格，依然值得我们学习。不管是当官、做事，还是做人，都应该像丁宝桢那样，心里装着别人，敢担当、能吃苦、办实事，这样才能被别人记住，才能活得有价值。
丁宝桢的故事，就像一碗热腾腾的宫保鸡丁，越品越有味道；他的精神，就像都江堰的流水，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这位清朝最刚的名臣，虽然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但他的名字和故事，会永远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