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的阳光透过椰林，洒在郊外的工业区。王杰先走进药厂，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酒精味，一排排玻璃发酵罐正在运转，穿着白大褂的工人正将分装完毕的药瓶贴上标签。
陈小醉迎上来，手里拿着一份生产报表：“按你给的配方，青霉素1号已经量产了，药效比咱们缴获的盘尼西林强三成，提纯工艺也稳定了。”她指着货架上的药箱，“还有磺胺、紫药水、碘酒，以及治疗疟疾的奎宁，仓库里都堆满了，足够前线用三个月。”
王杰拿起一瓶青霉素1号，玻璃瓶上的标签简单明了。他拧开瓶盖闻了闻，又查看了纯度检测报告，点头道：“不错，无菌标准达标，产量再提一提，民用市场也得铺开。”
离开药厂，一行人来到隔壁的兵工厂。车床的轰鸣声震耳欲聋，林文派来的工程师正盯着图纸检查零件。王杰走到装配台前，拿起一把刚组装好的步枪——枪身线条简洁，是在莫辛纳甘步枪基础上改良的型号，射程和精度略优于日军的三八式，却又不像AK47那样颠覆时代。
“除了这个，还试产了几种。”工程师递过另一把枪，“仿美式1卡宾枪改的短步枪，适合丛林近战；还有捷克式轻机枪的改进型，换了弹匣供弹，射速更快些。”
王杰拿起短步枪试了试手感，又看了看旁边堆放的手榴弹、迫击炮弹，都是在现有技术基础上优化的型号，威力适中，便于量产。“就按这个节奏来，”他放下枪，“不求领先，但求可靠，先保证部队人手一把趁手的家伙。”
陈小醉在一旁笑着补充：“兵工厂的女工们说，等新枪运到前线，肯定比日军的武器好用。”王杰望向车间里忙碌的身影，眼里透着满意——药品能救命，枪械能防身，这两样，正是新生国家最需要的底气。
次日清晨，两艘汽艇从新京港出发，载着南洋联合王国的两批外交人员驶向华夏。
第一队由外交部资深参赞带队，目的地是重庆——他们携带的清单上，列着给国府的物资：十万斤大米、三万发步枪子弹、两千支改良型步枪，以及一批碘酒、紫药水等常规药品。参赞的公文包里，装着王杰亲笔拟定的说明：“此为南洋联合王国对友邦抗战之援助，无任何附加条件，只求共御外侮。”
另一队则由一位通晓方言的年轻外交官率领，目标是陕北窑洞。他们的物资清单与重庆队略有不同：除了五万斤杂粮、一千支步枪，还多了五千瓶青霉素1号和大量治疗外伤的磺胺制剂。临行前，王杰特意叮嘱：“见到那边的人，就说南洋华侨盼着抗战胜利，这些药品是给前线战士救命用的，别的不必多言。”
汽艇驶过南海时，海面上晨雾渐散。外交人员望着远方的海岸线，心里都清楚，此行不为利益交换，只为那句“共抗外侮”——在这片饱受战火的土地上，多一分支援，或许就能多一分胜利的希望。
两批外交人员出发后的第三日，两艘满载物资的货轮也缓缓驶离港口。它们没有紧随汽艇的航线，而是按预定计划保持着三日的航程差距——这是王杰特意的安排：让外交人员先抵达目的地，与双方敲定交接细节、确认接收流程后，再由他们发出信号，货轮才会驶入指定港口。
货轮的舱单早已封存在船长室：运往重庆的那艘，甲板下码着成袋的大米和木箱装的枪械，每箱弹药都贴着防潮标签；驶向陕北的另一艘，底层是杂粮，上层则是用恒温舱保存的青霉素1号和磺胺，箱子外层只标注着“医疗物资”，没提具体品类。
“等前方的电报说‘一切妥当’，咱们再加速。”老船长站在驾驶台，看着海图对大副说，“陛下说了，物资要给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半点差错都不能有。”
此时，先行出发的外交人员已接近华夏海岸线。他们随身携带的密码本里，只有一个简单的信号词——“东风”。只要这个词出现在回电里，就意味着交接无误，货轮便可放心入港。海风吹过船帆，带着隐约的硝烟味，仿佛在催促着这些承载着希望的物资，快点抵达那片浴血奋战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