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毒水的味道钻进鼻腔时，我正盯着天花板上的输液管。透明的液体一滴滴坠落，像在数着某种我读不懂的倒计时。穿制服的人坐在对面，钢笔在笔记本上划出沙沙的声响。
“陈默，再想一次。”他的声音很平，像手术刀切开皮肤时的冷静，“三月十七号晚上七点到十点，你在哪里？”
我的太阳穴突突地跳。记忆像块被摔碎的镜子，碎片散落在雾里，怎么抓都抓不住。我只能摇头，指尖抠进病号服的布料里：“不知道，我什么都记不起来。”
他们说我涉嫌一桩谋杀案。死者是个叫林慧的女人，住在我家楼下。有人在监控里看到我案发当晚进过她的单元楼，她的指甲缝里有我的皮肤组织，床头柜上那杯没喝完的水里，验出了和我杯子里一样的安眠药成分。
“你认识她吗？”另一个戴眼镜的人问，他总是把文件夹抱在怀里，像抱着某种证据。
我努力回想。林慧这个名字很熟悉，像在舌尖滚过千百遍，却怎么也尝不出具体的味道。我记得她家阳台总摆着盆栀子花，记得她下楼时喜欢走楼梯，记得有次电梯坏了，我们在楼道里擦肩而过，她身上有股淡淡的茉莉香。
但这些碎片拼不成完整的画面。就像我知道自己叫陈默，知道住在302室，知道自己在图书馆工作，却不知道这些事实之间是怎么串联起来的。医生说这是创伤后逆行性遗忘，可能是头部受到撞击引起的。他们在楼梯间发现了我，额头上有个三厘米长的伤口，血流进眼睛里，把整个世界染成了红色。
庭审那天，阳光透过法院的彩色玻璃窗，在地板上投下斑斓的光斑。检察官出示了一沓沓证据，照片上的林慧躺在血泊里，她的眼睛睁着，瞳孔里映出天花板的吊灯，像颗碎裂的星辰。
我的律师站起来，声音洪亮：“所有证据都只能证明我的当事人出现在案发现场，但无法证明他记得自己做过什么。一个失去记忆的人，如何为他记不起来的行为负责？”
陪审团窃窃私语。我坐在被告席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额头上的疤痕。那道疤已经结痂，摸起来硬硬的，像块不属于我的异物。
“我反对！”检察官的声音尖锐起来，“记忆不能成为脱罪的理由！”
法官敲了敲法槌，法庭瞬间安静下来。他看着我，眼神复杂：“被告陈默，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我张了张嘴，喉咙干得发疼。那些破碎的画面突然涌上来——晃动的人影，摔碎的花瓶，栀子花的花瓣散落一地，还有一股浓烈的血腥味，盖过了茉莉香。但这些画面太快，像闪电划过夜空，来不及抓住就消失了。
“不记得。”我说。
判决下来那天，天空下着小雨。“无罪释放”四个字像浸了水的棉花，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律师拍着我的肩膀说“恭喜”，但我笑不出来。走出法院时，我看到林慧的父母，两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他们的眼睛红肿，死死地盯着我，像两尊沉默的石像。
我回了趟原来的家。警察已经撤走了警戒线，门虚掩着，一推就开。屋子里积了层薄灰，书桌上的书还摊开着，是本加缪的《局外人》，书页上有我用红笔划出的句子：“在我们的社会里，任何在母亲下葬时不哭的人都有可能被判处死刑。”
楼下传来开门声，我下意识地躲到窗帘后面。是林慧的父母，他们抱着一个纸箱，里面装着她的遗物。老太太的哭声像钝刀子割肉，一声声撞在我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