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她，突然想起爷爷临终前，浑浊的眼睛望着窗外，说：“要是当年没打仗，该多好。”
改变是从一场暴雨开始的。那天我们在广岛参加和平纪念活动，突降大雨，展台被风吹得东倒西歪。我和几个中国留学生一起冒雨加固支架，雨水顺着头盔流进脖子里，冻得人直哆嗦。有个戴眼镜的中国男生，一边用绳子捆竹竿，一边骂：“当年你们炸得广岛稀巴烂，现在倒好，还得我们来帮你们挡雨。”
他的同伴赶紧拉他，可他挣开了，红着眼瞪我：“怎么？我说错了？你们爷爷杀了我们爷爷，现在装什么好人？”
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下，刚想反驳，却看到田中举着块塑料布跑过来，盖在我们头顶，笑着说：“别吵架，雨里说话容易着凉。来，我请你们喝热咖啡。”
咖啡馆里，男生还在赌气，可当田中拿出他父亲在南京大屠杀中救下的中国婴儿的照片时，男生的嘴慢慢闭紧了。照片上的婴儿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去年还来日本看望过田中的父亲。
“我知道，战争的伤疤没那么容易好。”田中给男生的杯子里加了块方糖，“但我们能做的，是别让新的伤疤再长出来。你爷爷恨日本人，我爷爷也恨战争，这不矛盾。”
男生没说话，只是一口喝干了咖啡，咖啡渍在嘴角留下圈褐色的印子，像个没擦干净的泪痕。
秋末的时候，我们接到通知，要去北海道的一个小镇，帮那里的中国人社区修缮被台风损坏的仓库。那个社区是1950年代留下来的华侨建立的，里面住着三十多户人家，大多是做渔业生意的。
仓库的屋顶塌了一半，我们带着工具爬上脚手架时，一个梳着发髻的老奶奶端来热茶，用生硬的日语说：“佐藤君，慢点干活，别摔着。”她的丈夫是当年被强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后来死在了矿难里，她却没走，守着丈夫的骨灰，在小镇开了家杂货铺，卖给日本人，也卖给中国人。
“我不恨现在的日本人，”她给我们递毛巾时说，“恨有什么用？能把他恨回来吗？还不如多做点事，让活着的人好好过。”
那天傍晚，我坐在仓库的屋檐下，看着夕阳把海面染成金红色。远处的码头上，中国的渔船和日本的渔船并排泊着，渔民们互相递着烟，笑着比划着什么。海风带着咸腥味吹过来，我摸了摸头上的黑色头盔，“中和派”三个字被夕阳照得发亮。
突然就想通了。爷爷恨的是侵略者，不是所有日本人；王大爷记得的那个逃兵，用半个窝头证明了人性的复杂；山崎奶奶的丈夫救过人，田中的父亲救过人，现在的田中、山崎奶奶、咖啡馆里的中国男生、仓库边的老奶奶，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给历史的伤口上药。
我以前总觉得，非黑即白，非好即坏，可这世界分明是片灰色的海，里面游着各种各样的鱼。就像这片海，既倒映过硝烟，也倒映过朝阳；既淹死过仇恨，也养活过希望。
离开北海道那天，社区的人来送我们。那个白发老奶奶塞给我一包海苔，说：“带回去给你孩子尝尝，中国的海，也产这么好的海苔。”我接过海苔，突然想起口袋里还揣着小明的信，那孩子说要当翻译，要去日本看看。
汽车驶过跨海大桥时，我摘下了头盔，任由风灌进衣领。后视镜里，北海道的雪山越来越远，像卧在天边的银色巨兽。我摸了摸胸口，那里好像有什么东西碎了，又好像有什么东西长了出来。
“健司，在想什么？”田中递给我一瓶水。
我拧开瓶盖，喝了一大口，水顺着嘴角流进脖子里，凉丝丝的，像卸下了千斤重担。“没什么，”我看着他笑了，“在想，明年春天，该带些什么礼物去看小明。”
车窗外，一群海鸥跟着汽车飞，翅膀在阳光下闪着白亮的光。我知道，有些改变已经在心里扎了根，就像爷爷坟头的野草，春风一吹，就漫山遍野地长。而我，不管是原来的我，还是现在的佐藤健司，终于明白，和平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你递过去的一块方糖，是他接过的一杯热茶，是每个普通人心里那点不想再让战争发生的，小小的，却很执拗的念想。
头盔被我放在了座位旁边，黑色的塑料壳上，“中和派”三个字在颠簸中轻轻晃动，像在点头，又像在应和着远处的海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