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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10章 敲诈勒索案正式开庭(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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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事诉讼这台庞大而严密的国家机器面前,个人的抗辩往往显得极其单薄。

尤其是在当下全国都在大力整顿营商环境的大背景下,江城本地公检法机关对职业打假这一群体的执法尺度,收紧到了前所未有的严苛程度。

张伟所提请的这一场法律监督程序,推行起来的阻力远比常人想象的要巨大。

陈凯在收到辩护人的书面申请后,确实依职权向阳下派出所出具了退回补充侦查的要求。

然而侦查机关的应对策略,几乎就是实务中最标准的太极推手。

基层办案部门足足拖了小半个月,才极不情愿地往电子卷宗里补充了一薄叠材料。

这批补充材料不仅少得可怜,而且筛选痕迹极其明显,仅仅调取了孙鑫在最近一两年内的维权记录。

至于大二、大三时期的几十起关键索赔案件,补充卷宗里给出的答复干脆利落。

要么是“犯罪嫌疑人未能提供具体的交易凭单与有效线索”,要么是“事发久远,平台与政务系统的历史临时台账已被定期清理删除,客观上无法调取”。

这种敷衍了事的处置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

对一线侦查人员来说,他们没有动力去帮嫌疑人找脱罪材料,只要表面上给检察院交了差,程序上便挑不出死穴。

面对这种几乎等于没查的补充侦查结果,张伟并没有感到意外,他紧接着发起了第二轮与承办检察官的深度交涉。

在第二轮沟通中,张伟拿出了孙鑫自行梳理的全部涉案商户名单,逐条列出每一个订单的精确投诉时间、涉诉商铺工商注册号以及当年的转账银行回单,直接把饭喂到了办案机关嘴边。

陈凯在铁证般的线索面前无法推脱,只能再次责令侦查机关重新核查。

这一次,警方不得不扩大了调取范围,将涉及的维权记录底账全部拉了出来。

但即便全部调取,由于年代跨度整整长达四年,依然有相当大比例的行政处理档案存在登记不全、只记了和解金额却未记录具体违法品类的情况。

这就直接导致了一个极其棘手的局面。

哪怕将来在法庭上法官完全采纳了张伟关于“食药领域知假买假具有合法维权基础”的无罪辩护观点,也仅仅只能根据现有调取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去核减一部分有据可查的涉案金额。

而剩下那些因为行政档案遗失、记录不全而导致没有证据支持的维权索赔,依然无法被认定为合法维权。

按理来说,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基石是疑罪从无。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涉案部分,理应全部从指控金额中坚决剔除。

但张伟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司法的现实温差。

在专项严打的特殊时期,公检法三家机关的潜意识天平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向“疑罪从有”倾斜。

任何在证据链条上存在瑕疵、事实处于灰色地带的索赔款项,办案机关都会天然地推定属于违法犯罪所得。

这不是哪一个办案人员的个人恶意,而是由考核指标、运动式执法惯性以及政治大环境共同铸就的客观现实。

或许等这一波针对职业打假的专项打击风头过去,再过个一两年,司法裁判尺度会重新回弹到相对理性的中正轨道,但眼下被关押在看守所里的孙鑫,根本等不到一两年后的政策回暖。

为了打破这个被推定有罪的僵局,张伟很快发起了第三轮交涉。

这一次,张伟直接击穿了常规的退补范围,向公诉部门明确提出了一项极具侵略性的调证要求:责令侦查机关对涉案名单中仍在正常经营的所有商户,依法进行突击实地抽样检测。

在实务操作中,提出这种要求看似有些匪夷所思。

毕竟有的案发时间距离孙鑫最早的索赔已经过去了三四年,现在去店里抽检出来的商品批次,绝不可能是当年孙鑫买到的那一批货物。

从纯粹的证据学逻辑来看,当下的抽检结果根本不能作为证明几年前产品质量问题的直接证据。

然而在刑辩领域,直接证据固然致命,间接证据构成的证据链条同样能扭转乾坤。

没有直接证据,辩护人就必须千方百计地逼着控方去收集哪怕有一丝关联度的间接证据。

所谓的疑罪从无,从来不是坐在被告席上空喊几句法理口号就能凭空得来的。

你想让法官选择“从无”,你的手里就必须先拿出能让案件事实产生合理怀疑的“疑点证据”。

这就好比故意杀人案。

案发现场没有监控探头,也没有提取到任何生物信息,警方在技术层面上根本拿不出嫌疑人直接动手的客观证据。

在这种情况下,公诉机关通常会把嫌疑人与被害人存在长期矛盾的旁证、嫌疑人在案发前后出现在附近区域的行踪轨迹打包在一起,直接推定嫌疑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并提起公诉。

此时如果辩护律师只是在法庭上空洞地叫嚣疑罪从无,高喊着嫌疑人路过不代表杀人、被害人还有其他仇家,这种苍白无力的辩解在法官眼里就是纯粹的胡搅蛮缠。

控方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人家的间接证据链条逻辑自洽,时间动机完全对得上。

空口白牙的辩护人什么实际证据都拿不出来,凭什么要求法官去相信你嘴里的可能性?

法官为了平衡社会效果,判处一个死刑缓期执行或者无期徒刑,在实务中几乎是毫无悬念的结果。

空口白牙的疑罪从无就是在浪费家属的委托费!

同理,放在孙鑫的案子里,被告方天然处于弱势地位。

如果辩护人仅仅声称几年前的货物全都有毒有害,却连一张质检单、一份检测报告都掏不出来,法官自然会顺理成章地顺着警方的办案逻辑,把孙鑫所有的所得全部一网打尽。

但如果警方现在突击抽查,查出同一家烘焙坊现在依然在修改标签,查出同一家干货店现在的木耳里依旧含有超标的工业硫磺,这就具备了极强的事实支撑力。

现在的货有问题,固然无法在法律逻辑上百分之百反推几年前的货也有问题,但它却能在法官的心证天平上狠狠地砸下一颗代表怀疑的砝码。

有了这个不可忽视的疑点,法官在最终量刑裁量时,才有可能顶着严打的压力,把这部分存疑的金额从犯罪总额里彻底剥离出去,刑期也才有可能真正被打到缓刑线以下。

面对张伟这套环环相扣的取证申请,阳下派出所的办案人员抵触情绪拉到了顶点。

让一群刑侦民警去干市场监管部门的抽检工作,不仅劳师动众、程序繁杂,而且本质上完全是在自掘坟墓。

他们每多检测出一份不合格报告,就等于在自已亲手搭建的起诉大厦上多抽掉一块砖。

侦查机关开始拿出了最消极的抵抗手段——能拖一天是一天。

张伟几乎隔三岔五就给陈凯打一次电话,频繁通过政法协同系统提交诉讼监督跟踪函,不断向上级检察机关施加程序压力。

在陈凯同样被催得焦头烂额、数次出具督促公函的情况下,这批涉及江城二十多家涉案门店的现场抽样与成分鉴定,整整被警方拖了两个月之久,才终于七零八落、极不情愿地被补充装订进了卷宗末尾。

而更让人感到无力的是,哪怕经过了整整两个月的漫长拉扯,在孙鑫这四年间涉及的上百起维权索赔记录中,依然有整整十二家涉案的小作坊和个体门店彻底沉入了历史的死角。

这十二家门店因为经营不善或者老板跑路,在经营过程中就完成了工商注销,门面也早已换成了其他的招牌。

在补充侦查报告上,侦查机关针对这十二起涉案指控,冷冰冰地写下了“店铺均已注销倒闭,客观上无法提取样本进行检测核实”的结论。

面对这十二笔彻底被斩断了取证路径的款项,哪怕精明强干如张伟,也只能在办公室里对着发光的电脑屏幕沉默以对。

在这个法律程序面前,辩护人甚至连指责警方渎职的理由都找不到。

人家的办案说明白纸黑字写得合情合理,店铺早就倒闭注销了,工商系统里查无此人。

警方总不可能跨越时空去逼着已经关门大吉的老板把店重新开起来,再去柜台上取一次样吧?

正如当初张伟和林老师闲聊时的那样,孙鑫怕是至少得领一个缓刑!

........

就在孙鑫被羁押半年之久的时候,案子终于来到了一审开庭的日子。

这半年,孙鑫一直在看守所里熬着。

不是张伟不想帮他办理取保候审,实在是当下的司法现实犹如一堵密不透风的高墙,单凭律师一纸申请根本撞不开。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检察院批捕羁押必须同时满足三个硬性条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

这三个条件是“且”的关系,缺一不可。

但在基层实务中,这些条件就是写得好看的。

既然警方已经把案子报送检察院批捕,手里必定攥着能证明犯罪事实的基础卷宗,哪怕是片面的,第一个条件也天然满足。

至于第二个条件“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实务中只要是个稍微沾点边的刑事罪名,法定刑起步最低都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法条用的是“可能”两个字,而不是“必须”,这直接导致第二个条件形同虚设。是个刑事案子都能套进去。

真正能阻断批捕、撬开取保候审大门的,唯独剩下第三个条件:取保不足以防止社会危险性。

但在流水线般的办案模式下,警方报捕时根本不需要提供实质性的证据去论证嫌疑人放出去会怎么危害社会。

办案人员只需要在《提请批准逮捕书》里套用模板,写上几句“犯罪事实恶劣、社会影响极坏”,检察院大概率就会顺水推舟盖章批捕。

这就好比我们熟知的强奸罪立案即抓人!

公安机关在刑事立案后对嫌疑人采取的先行拘留措施必须满足嫌疑人是“现行犯”或“重大嫌疑分子”,且满足法定的七项紧急情形之一。

听起来门槛挺高,但在实际执法中完全是另一套逻辑。

公安部根本没有出台过司法解释去明确什么证据标准才叫“重大嫌疑”,这直接成了一个纯主观的裁量权。

警察说你有重大嫌疑,你就有。

甚至只要报案人当面指认,就足以直接敲定重大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