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系统的教育，没有正常的师生传承，没有国际交流，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究竟能不能学到真正的本事，究竟能不能接触到世界最先进的科研进展和学术思想，基本上全靠个人的自学能力和运气。
那些五六十岁的老教授的经历同样很困难，甚至可能更加坎坷。他们大多是在1920-1930年代出生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是在战乱年代中度过的。
在炮火连天的环境中读书求学，可以想象条件有多么艰苦。
等到新华国成立后，国家确实是百废待兴，到处都需要建设人才。
无数的新建工厂需要技术人员，各种技术改造项目需要专家，修桥铺路、兴修水利都需要工程师。
在这种大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基本上每个有点技术背景的大学生都能找到独当一面的机会，都能在各自的专业技术领域发挥作用。
听起来好像很不错，但问题在于，基础科学研究并不仅仅是实用技术的应用，它还需要深厚的理论基础、严密的逻辑思维、广阔的国际视野。
真正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它的要求往往更加隐蔽，更加精细，不是简单的技术应用就能胜任的。
等到这些学者们在实践中打牢了基础，积累了经验，人到中年，本来应该开始迎来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的时候，却发现整个学术环境已经变得非常恶劣了。
一块原本肥沃的土地变成了盐碱地，再怎么努力耕耘也很难长出好庄稼来。
到了1986年的北大，最优秀的教授大多是这样一批人：
年轻时有幸能够在西南联合大学这样的顶级学府读书，接受过最正统的学术训练；
新华国成立后又有机会被派到苏维埃去学习访问，接触到了当时相对先进的科研理念和方法；
更重要的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他们还能够凭借顽强的意志和超人的毅力，维持着最起码限度的科学研究活动。
只有同时具备了这三个条件的学者，才能够勉强保持与世界主流科研界的联系，才不至于完全脱离国际学术发展的轨道。这样的人在整个华国学术界少之又少。
至于那些不能坚持的，没有足够自学能力的，或者运气不太好的学者，大多数都只能在国内相对封闭的科研小圈子里自娱自乐了。
他们偶尔做一点“世界一流、国内空白”的重复性研究，其实就是把人家几十年前就研究过的东西重新做一遍，然后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沾沾自喜。
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文史哲这些主要依靠文献资料的人文学科，或者数学、物理这些相对纯粹的理论研究领域，或许还能勉强维持。
毕竟这些学科相对来说对国际交流的依赖程度没那么高，主要靠的是个人的学养和思辨能力。
但经济学就不一样了。经济学是一门高度实践性的社会科学，它与国际经济环境、资本流动、贸易往来等现实因素密切相关。
如果脱离了国际视野，不了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前沿理论，那做出来的研究基本上就是闭门造车，没有什么实际价值。
而且，经济学研究的高端资源永远只能为少数精英提供机会，这是这个学科的特点决定的。
不管是贫穷的华国如此，富裕起来的华国也是如此，就连那些在八零年代已经非常富有的美利坚、日本、欧洲发达国家，情况也是一样的。能够真正站在经济学研究前沿的学者，在任何国家都只是极少数的顶尖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