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华国上下对外汇的需求只增不减，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工厂嗷嗷待哺，都眼巴巴地等着外汇来进口先进设备、引进关键技术、偿还国外贷款。
可此时华国的出口产品以农产品、矿产品这些初级产品为主，附加值低得可怜，根本赚不到多少外汇。于是“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多创外汇”成为了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
但问题是，八零年代的华国对西方世界的商业规则和金融体系几乎一无所知。参与经济决策的干部们，要么是贫下中农出身，要么是功臣后代。
除了极少数领导曾经出国考察过，三四十岁以下的干部中，见过市场经济真实模样的凤毛麟角。
就连相关的书籍资料都极度匮乏，能找到的几本也大多是经过加工的二手信息。饭局上裴瑜就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些处长会如获至宝地捧着一本外国企业家的传记，把它当成管理学的圣经来研读。
在某次饭局上，裴瑜被介绍给了国储局的干部。这次饭局的规格明显更高，地点选在了国宾馆。
裴瑜跟着厉以宁教授走进了一间包厢。包厢里已经坐着几位气度不凡的中年人，为首的正是国家物资储备局的孙局长。
厉以宁教授热情地做介绍：“孙局长，这位就是我跟您提过的裴瑜同学。裴瑜啊，这位是国家物资储备局的孙局长。”
裴瑜刚要问好，坐在孙局长旁边的一位面容精干的中年人就笑着插话道：“小裴同志，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国储局在期货市场上也是摸爬滚打好几年了。说起来，我们可是国内最早接触期货的单位之一。”
这位正是国储局期货部的张处长。在1986年的华国，能称得上期货交易专家的屈指可数，而国储局的干部们绝对算得上是其中的佼佼者。作为全国少数几个获准参与国际期货交易的单位，他们肩负着为国家重要战略物资保驾护航的重任。
国家储备的物资动辄就是几十万、上百万吨的量级。通过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就像给国家物资上了个价格保险，虽然不能指望靠期货赚钱，但至少能避免国际市场价格暴跌带来的损失。这种操作对国家储备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不过，一开始摸着石头过河，难免会有摔跟头的时候，国储局为此付出过大笔的学费。
国储局的孙局长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说话慢条斯理。他上下打量了裴瑜一番，看着裴瑜落座，笑着问道：“小裴同志啊，听说这次你在东京那边，买了不少石油的多头合约？”
“是的，孙局长。我当时分析了欧佩克的产量政策，还有美利坚的货币政策，觉得短期内油价有上涨的空间。”
孙局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和身旁的郭部长交换了一个眼神：“我们局里经过多次研判，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考虑到能源安全，我们正在研究增加石油战略储备的计划，同时在期货市场建立相应的对冲头寸。”
听到这里，裴瑜察觉到话中的关键信息，问道：“这么说，国储局目前还持有石油的多头仓位？”
孙局长笑道：“我们确实有一些头寸。”
这时，一直沉默的郭部长正了正身子，表情严肃地说：“现在国际石油市场变化莫测，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一旦油价出现大幅上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从工业生产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冲击。”
裴瑜组织了一下语言，慎重地说道：“各位领导，根据我的分析，国际原油市场的走势即将出现转折。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油价很可能会进入下行通道。我建议国家的石油储备政策应当以稳健保守为主，在维持现有规模的同时，做好应对油价下跌的充分准备。”
这话一出，包间里顿时安静了下来。几位领导露出诧异的神色，显然对裴瑜的新观点感到意外。
裴瑜的建议意味着要让国储局改变既定的策略。如果判断失误，国家将面临巨大的损失。这不是个人得失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利益的大事。
如果说国内企业间的债务问题还只是“肉烂在锅里”，那么在石油期货市场上的决策失误，就等于是把真金白银白白送给了外国。
虽然系统的提问额度还没有完全恢复，裴瑜没有办法精确预测油价会跌到哪个具体点位上，但对于原油市场整体走势的判断，她还是拿得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