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帝去世后，太子元诩即位，是为孝明帝，其母胡太后（灵太后）临朝听政，北魏的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朝廷内部形成了以胡太后为核心的后党与以宗室元叉、宦官刘腾为首的反对派两大阵营，权力斗争日趋激烈。
奚康生凭借其赫赫战功与军中威望，成为两大阵营争相拉拢的对象。
他性格耿直，不善权谋，最初倾向于支持胡太后，多次在关键时刻为其发声，因此得到胡太后的信任与重用，升任抚军大将军、河南尹，负责京城洛阳的治安与行政事务。
在担任河南尹期间，奚康生延续了其铁血治理的风格，“多所杀戮，号为酷吏”，但也因此使得洛阳城治安井然，“盗贼敛迹”，得到了胡太后的进一步赏识。
然而，随着权力斗争的日益尖锐，奚康生逐渐被卷入其中，难以全身而退。
元叉、刘腾等人对奚康生的权势与地位心怀忌惮，多次在孝明帝面前诋毁他，试图将其排挤出朝廷。
奚康生虽勇猛善战，但在复杂的宫廷政治中却显得力不从心，他既不愿依附元叉集团，又与胡太后的核心亲信存在矛盾，处境日益艰难。
这段时期的宦海沉浮，让奚康生深刻体会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也为其日后的悲剧结局埋下了隐患。
正光二年（521年），北魏宫廷的权力斗争达到白热化，元叉、刘腾发动政变，囚禁胡太后，诛杀其亲信，独揽朝政。
奚康生因此前与胡太后关系密切，被元叉集团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
此时的奚康生虽已察觉到危险，但他性格刚烈，不愿束手待毙，决定铤而走险，发动反击。
同年三月，孝明帝在西林园设宴款待群臣，奚康生趁机暗藏兵器赴宴，欲在席间诛杀元叉。
宴席之上，奚康生借酒意多次暗示孝明帝，揭露元叉的专权跋扈，但孝明帝年幼懦弱，不敢表态。
元叉察觉到奚康生的异动，暗中加强防备，并借口醉酒提前离席，使得奚康生的计划落空。
宴席结束后，奚康生回到家中，自知事已败露，决定孤注一掷，率领家中亲信与部分禁军发动叛乱，试图救出被囚禁的胡太后，推翻元叉的统治。
然而，元叉早已做好准备，调动大军围剿奚康生的叛军。
奚康生虽勇猛善战，但叛军人数有限，且缺乏周密的计划与外援，很快便被元叉的大军击败。
奚康生本人被生擒，其儿子奚刚、奚难、奚定国等亲属也悉数被抓获。
元叉集团抓住奚康生叛乱的把柄，在朝廷上大肆渲染其“谋反”罪名，请求将其处以极刑。
孝明帝虽念及奚康生往日的功勋，不忍诛杀，但在元叉集团的逼迫下，最终还是下诏将奚康生处死，其儿子奚刚、奚难被流放，奚定国被斩首，家族遭受重创。
一代名将最终死于宫廷权斗之中，享年五十五岁。
奚康生死后，北魏的政治局势愈发动荡，不久便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六镇起义，北魏王朝自此走向衰落。
孝昌元年（525年），胡太后重新掌权，为奚康生平反昭雪，追赠其为都督冀定瀛沧幽五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冀州刺史，谥号“武贞”，以表彰其一生的功绩。
奚康生的一生，是极具矛盾与复杂性的一生，他既是战功赫赫的名将，又是杀戮无度的酷吏；既是虔诚礼佛的信徒，又是死于叛乱的罪臣。
史书中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魏书》称赞其“骁勇有武艺，为当时所服”，肯定其军事才能与战功；同时也批评其“好杀，所过之处，人皆畏之”，指出其残酷好杀的性格缺陷。
从军事层面来看，奚康生无疑是北魏中后期的杰出将领。
他从少年投军到驰骋南北，历经大小战役无数，无论是北方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还是南方与南朝的对峙，他都能冲锋陷阵，屡立奇功，“一箭毙敌将”“平叛泾州”等战绩至今仍被人传颂。
他的军事才能不仅体现在勇猛善战上，更在于其因地制宜的战略战术与治军严明的作风，其所镇守的边境地区，往往能保持安定，为北魏的疆域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政治与人格层面来看，奚康生的复杂性更为突出。
他出身鲜卑勋贵，深受鲜卑尚武传统的影响，性格刚烈，勇猛无畏，但也因此缺乏政治智慧与权谋手腕，在复杂的宫廷斗争中难以立足，最终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他“好杀”的性格使其在治理地方时采取铁血手段，虽能短期内稳定秩序，但也激化了社会矛盾，遭到时人的非议；而他崇佛造像的举动，既体现了个人信仰的虔诚，也蕴含着深刻的政治考量，这种矛盾的行为背后，是北魏时期民族融合、宗教发展与社会动荡交织的时代缩影。
此外，奚康生主持开凿的南、北石窟寺，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这两座石窟不仅是北魏佛教艺术的杰出代表，更是研究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资料，其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不可估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奚康生虽死于非命，但他的文化贡献却跨越了千年，至今仍在闪耀着光芒。
总体而言，奚康生是北魏中后期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的一生，见证了北魏的鼎盛与危机，参与了南北对峙的征战、地方叛乱的平定与宫廷权力的斗争，其军事才能、复杂人格与历史境遇，都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他既是鲜卑族尚武精神的代表，又是汉化改革与民族融合的亲历者；既是铁血杀戮的将军，又是虔诚礼佛的信徒。
尽管最终死于宫廷权斗，但他的战功与文化贡献仍被历史铭记，成为北朝历史画卷中一道独特而鲜明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