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年被问得一愣，就知道找林斯是对的，“我暂时还没有很详细的执行方案，毕竟也就是刚才才想到的这个想法，我只是觉得必须做点什么，如果电影拍完了，上映了，仅仅是发个声，收个奖，我不甘心。”
林斯一边吃饭一边听林年讲：“我懂，你向来是这样的，理想主义但是又不空想，很难得，现在你有这个实力帮助她们，如果还是袖手旁观，你会寝食难安。不过‘必须做点什么’可不等于‘随便做点什么’。做演员你是专业的，但是做公益可不是。”
林年顿住，“扎心了，不过我当然不是想随便做点什么。我是真地看到了，看到了她们的处境，看到了她们的挣扎。她们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受害人，也不是政府定义下的贫困户，但是她们就是在‘不够惨’和‘不够有资源’之间，被命运掐住了咽喉。可是，姐，你知道我的，我是最最不信命的，虽然曾经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是那么难以置信。”
“我知道，问题是，她们需要的是什么？一笔补贴？一个心理热线？一个法律咨询？你是想开设救济渠道，还是想改变她们的人生轨迹呢？你又怎么确定她们愿意接受你的帮助呢？或者，你知道升米恩斗米仇吗，你又怎么知道她们不会拿着你的钱去祸祸呢，转头和利用她们的人沆瀣一气？”
林年被问住了，沉默片刻，这才说道：“你说得没错，我的想法很笼统。但是我想，哪怕最初只是发一笔基金，帮十个人、二十个人，也好过什么都不做。至于她们用这笔钱去干什么，我暂时还没想到，不过如果她们违背了这个公益基金的意愿，停掉资助总可以吧？”
“所以我才说升米恩斗米仇啊，你停掉了她们的钱，一个她们以前没有但是却拥有并视为理所当然的钱，难保她们不会败坏你的名声，败坏这个基金啊？”林斯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想法揣摩人心。
“年年，不要觉得我在给你泼冷水，你知道的，你所有的决定，姐姐都是支持的，但是我希望你做出的任何决策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确实，电影只有两小时，而公益基金一做可能是十年，一辈子，甚至你去世以后都可以运行着，我们都希望这个基金会可以运行得足够久，就像诺贝尔奖一样。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让善意变为一种自我感动。你要把项目变成结构，将感动变成制度。这个事情我是支持的，我甚至可以号召我的员工为你这个基金捐款，但是我们都不想捐给那些已经成为丈夫附庸而丧失自我的女性。我们愿意拉她们一把，但也要看她们值不值得拉。不要怪我们冷漠，因为谁挣钱又容易呢？”
林斯一席话，说得林年不禁陷入沉思。
林斯吃完最后一口饭，盖上便当盒，擦了擦嘴，看了眼一言不发的妹妹，这才语气平和地说道：“想做就去做吧，不要等赚了钱再说，办一个基金会不容易，最好找一个专业的人。”
“那你有认识的朋友或做这个的人推荐吗？”林年顺势追问，语气中带着试探，也带点理所当然的“薅人脉”的轻松。
林斯摇摇头：“我这边倒真没有合适的，有一两个做CSR（企业社会责任）的人，但不是很懂你说的这个方向。你不如问问你们影视圈有没有搞纪录片基金、关注女性议题的那些人，他们的资源反而精准。”
林年点点头，回到车上便开始一条条发消息，问过一个制片人朋友、一个纪录片导演，还有一个公益活动经常合作的演员前辈，车还没开回片场，就已经收到三个截然不同的联系人推荐，其中一个名叫何远的年轻女性，是专门做女性权益方向的小基金负责人，还做过孕产支持方面的公益服务。
她立刻备注好，准备一回到拍摄现场、安排好工作，就约何远见一面——因为此刻的她，已经不仅仅是“拍电影”的林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