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派出所的时候，白宝山是由他的大弟陪同着一起去的。当他们见到负责户籍工作的片警时，白宝山小心翼翼地呈上了自己的释放证和其他相关材料。
他仔细地看着释放证上的每一个字，其中有一行特别醒目：“本人务必于3月24日前将此证明书送至北京市石景山区xxx派出所，以办理户口登记事宜。”
然而，那名片警仿若正忙于他务，对白宝山及其大弟视若无睹。二人在彼处苦候良久，片警方始抬头，以一种冷峻之口吻言道：“户口即刻办理实难为之，至少需待半年。”
白宝山本来就有点口吃，这一着急，口吃就更厉害了，他结结巴巴地顶撞了一句：“我……我有释放证，为……为什么还要再等半年？”
那片警一听，心里就有些不爽了，他撩起眼皮，不紧不慢地说道：“你要是这么说话，那就再等两年吧。”
也许这位片警一贯就是这样的办事风格，在他眼里，像白宝山这种从大西北回来的释放人员，就该用这种态度对待。
然而，白宝山却被深深地刺激到了。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歧视，这种感觉让他非常难受。他和所有刑满释放人员一样，内心都特别敏感。
就在这一刻，一种愤懑、一种敌意，甚至是一种仇恨的意识，像火山一样从他心底喷涌而出。
从那以后，白宝山开始不停地往派出所跑。他要开各种证明，冲洗照片，填写各种表格。可事情却正如那片警所说的那样，一次又一次地被往后拖延。
白宝山的户口问题，就这样一直悬而未决。而这，也成为了他心中永远的痛。在后来的供词中，白宝山还特别提到：
“我怀着满心的期待回到北京，本以为一切都会顺利，然而现实却给了我沉重的一击。我回到北京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去办理户口，这本该是一个简单的程序，可我却先后跑了六七次，每次都被无情地拒绝。
我不禁感到困惑和愤怒，我已经从监狱里走出来了，难道我连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都无法享有吗？没有户口，我如何在这个社会上立足？我不能一辈子依靠父母来养活自己，我也有自己的生活要过。”
关于白宝山申报户口的问题，有关部门也曾做过详细的调查。据派出所原负责该片的那位片警所述，1996年3月，白宝山持释放证前来办理户口，片警要求他写出书面申请，并提交一寸免冠照片。白宝山按要求在4月份交来了申请和照片，但由于照片不符合规定，需要他重新补照。几天后，白宝山重新提交了照片。
此后，片警按照程序对白宝山进行了入户调查走访，然而多次上门，白宝山均未在家。直到5月，白宝山的姐姐称他已前往外地。11月，片警将白宝山的户口事宜转交给了新任外勤民警小吕。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这位片警完全是在秉公办事，并没有任何过错。那么，白宝山的情绪究竟是从何而来呢？这其中是否存在什么误解或其他原因呢？